【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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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北京大学建立“哲学门”，1913年中国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正式确定，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看作是哲学作为现代一个学科得以建立的标志，那么，中国哲学的建立和发展至今恰恰是一百周年。这个历史事实本身说明：一是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哲学传统，但“哲学”这个名称及其所指称的含义并不是中国本土的“道学”、“理学”之类的传统哲思，而是专指参以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后经日本哲学家西周用汉字翻译西语“philosophia”、以后被中国哲学界所接受并建立起的自己的现代哲学学科；二是近现代中国的哲学犹如中国的科学技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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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北京大学建立“哲学门”，1913年中国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正式确定，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看作是哲学作为现代一个学科得以建立的标志，那么，中国哲学的建立和发展至今恰恰是一百周年。这个历史事实本身说明：一是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哲学传统，但“哲学”这个名称及其所指称的含义并不是中国本土的“道学”、“理学”之类的传统哲思，而是专指参以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后经日本哲学家西周用汉字翻译西语“philosophia”、以后被中国哲学界所接受并建立起的自己的现代哲学学科；二是近现代中国的哲学犹如中国的科学技术一样，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不可避免地处于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中，正如有些学者所言，“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渐密不可分的历史，是一部沿着‘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历史”。
其他文献
腐败是典型的政治问题，但是腐败辩护却是典型的道德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为腐败行为提供合理化辩护的现象广泛存在，其中两种流行的腐败辩护模式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其一，诉诸善的目的的“善意的腐败”；其二，诉诸必要的恶的“肮脏之手”。两种腐败辩护模式共同体现了述行不一致的悖论式特征。但是，“善意的腐败”导致伪道德困境，进而带来新的道德混淆；而“肮脏之手”触及道德困境的实质，进而打开了如何从“应该”到“做”的探索路径。
随着量子规范场论和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成功，对规范理论进行解释成为物理学哲学甚至形而上学的紧迫任务。目前，美国科学哲学家希利（RichardHealey）在《规范实在——当代规范理论的概念基础》（该书出版于2007年，2008年即获得拉卡托斯奖）中，通过对各种规范理论（包括经典电磁场理论、A—B效应、非一阿贝尔杨一米尔斯理论、以及广义相对论等）的考察，
支持理论是逻辑学界和认知科学界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逻辑学界熟知的支持理论是由英国著名哲学家L.J．科恩（L.J．Cohen）在20世纪70—80年代首先提出的。它曾经成为当时的一个热门论题，学界对这一理论的评价毁誉参半。实际上，作为一种非经典概率逻辑的支持理论，
中国古典美学是否有体系，这是理解中国古典美学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人们的认知里，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文论都是感受性的，缺乏逻辑性。这一点前人有过不同的论述：叶维廉认为，“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它是“点到即止”的；钱钟书则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则指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点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
巴尔塔萨思想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他以“美”作为其神学论证的开端，并将“真”在先、“善”次之、“美”最后的传统顺序颠倒过来，以“美”、“善”、“真”的顺序展开其思想架构。^[1]虽然巴氏着力恢复美这一“存在的先验属性”在神学中的重要地位，但他不是在现代美学框架下讨论问题，
现代美学崛起因其颠覆古典美学存有论的基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现代美学的诸多困境，因此古典美学的复兴，首先必须奠立美学存有论的牢固根基。巴尔塔萨（HansUrsvonBalthasar，1905—1988）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以存有论为基础的美的神学形而上学，为其神学美学体系建构夯实了基础，在20世纪下半叶实现了神学传统中古典美学的现代复兴。
西方反科学思潮是人类文明史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它与科学相伴而生，又尖锐对立。西方反科学思潮在哲学层面激化了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加剧了科学与宗教、人文的分裂。然而，要化解冲突，消除裂痕，圆融分歧，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便是返回中世纪，
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主办、广西大学哲学系承办的第一届国际心性现象学专题研讨会于2012年4月17—19日在广西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18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围绕“心性现象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显著特征就是通俗化。于光远曾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秀著作”，他进而解释了“通俗”的意思：“通俗者，沟通世俗世界，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沟通群众之谓也。”尽管于光远在这里没有对“群众”进行界定，但他说明了大众与通俗之间的联系。但何谓“哲学的大众化”仍然需要界定。其实，艾思奇眼里的“大众”具体有所指。1938年2月他在《大众哲学》“四版代序”中这样说：“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一书的名称，新中国建立后就是这样翻译。现在俞吾金先生在《作为经济哲学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命运》（《中国哲学年鉴》2011年卷，以下简称“俞文”）一文中，却把“终结”译作“出路”，并用“注8”说明：“我已经在多篇论文中指出，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应该被译为‘出路’，而不应该被译为‘终结’。因为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黑格尔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的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