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张玉环案的经过是在法院里，一块直播屏连接着再审法庭的现场，画面分割成几小块，镜头分别对着审判长、律师、检察官和张玉环。庭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轮到张玉环陈述时，他浓重的地方口音、急促的语调，令我身边从开庭就奋笔疾书的记者们一度放弃了记录。不发言时，张玉环把手放在双腿上，身体前倾，安静地坐着，连姿势也不换。
　　我后来采访时才发现，张玉环能说普通话，只是在庭审的时候，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表达。他等这场庭审快二十年，我难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
　　庭审结束后，比较明确的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张玉环有罪。由于缺乏案件报道的经验，我想搞清楚“张玉环到底是不是凶手”，仿佛只有确定了他不是，我才能够继续下去，否则就失去了叙述的根基。
　　之后的几天里，许多不同立场的人，从他们的视角向我说起案件的经过。一桩无人目睹的案件、二十年的时间，足够使这个故事变得枝蔓横生，也可能在村民中滑向猎奇的讨论。我像在看一部剪辑糟糕、叙述混乱、没有结尾的悬疑片，分不清哪些是事实。
　　暴雨过后，我没跟张家人提前联系，去了张家村。沿着泥泞的山路去往水库的时候，我还在和律师确认案卷上的照片和细节，思考雨夜在这条路上作案的可能性。当我找到那间瓦片坍塌、门牖大开的破旧小屋，张玉环的母亲，一个白发、驼背的老太太，从旁边紧邻的水泥房走出来，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记者来访，得知我的目的后，将我带进小屋，介绍每间屋子原来的模样和用途。她任由这间屋子自行老旧而不加干涉，怕毁掉能证明张玉环无罪的证据。她也不搬去城里住，要等张玉环回来。
　　这间屋子跟旁边新修的沥青路和水泥房格格不入，像被抛弃在过去的时间里，一如张玉环的人生，而他的母亲，即使住在新筑的房子里，也紧攒一间旧屋不放手。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对真相没那么执着了。这个案件本身就没有复杂的情节，一个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指控，以至于申诉无门，足够使司法为之蒙羞，令每一个普通人心有戚戚。
　　它造成的结果是，一个人的命运被草率地打断，一个家庭突然被抽去主心骨。二十多年后我能够去清晰记录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是怎样反抗的，这个家庭是如何重新立起来的。我甚至很难去追寻冤案为什么会產生——当年的办案人员，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离开了，唯一还在当地公安系统的，在电话里平静地拒绝了我的采访。
　　当年的司法人员真的对案件没有怀疑吗？我在采访中被提醒多次的一个事实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杀死两个男孩，这样天大的事情，最后嫌疑人只被判了死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受访人点到即止。所以，这次改判，似乎更像是用漫长的时间来磨平错误的盖棺石，让它在被掀开的时候，不那么沉重。
　　每个人的痛苦依旧真实存在，我问张玉环之后想做什么，耕地还是四处去看看？他说：“我还想做木工，可是我手艺已经没了。”宋小女让张玉环给她一个拥抱，张玉环回避了，他意识到这样做已经不合时宜。
　　宋小女内心也是撕裂的，她对我说了很多她改嫁的心路历程，试图解释为什么她在深爱张玉环的情况下会接受另一个男人。其实我很理解，每个人都在被疾病和衰老推着向前走，你没法一直抓住一个被停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