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他的家人写了封长信，列出很多要感谢的人，排在第一位的是王飞。
　　王飞是张玉环案再审的辩护律师，也是推动这起冤案平反的重要角色。张玉环平反回家后，面对一众媒体，想邀请他一起站到镜头前。王飞拒绝了，“现在我已经不重要了，更想看到你们一家团聚。”
　　2006年大学毕业成为律师至今，王飞参与了“5·24乐平奸杀碎尸案”、“廖海军案”、“李思侠案”等辩护，当事人均成功翻案，他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告别张玉环，他匆匆踏上前往下一个案子的路途。在这条由一个个案件连接的路上，他已经走了14年。

关注人的命运

　　本刊记者见到王飞，是在9月19日下午两点。前一天，他刚从外地出差回京，两个小时之后，还要接受另一个采访。
　　他的午饭是从楼下打包的一份热干面，快凉了才匆匆吃掉。张玉环案平反之后，他每天要接待五六拨寻到律所的当事人家属，至少能接到十几个求助电话。
　　这种忙碌几乎贯穿他整个律师生涯。深圳、衡阳、海口、广州、枣庄、遵义、赤峰，这是他2020年9月去过的城市，白天办完事情，晚上飞到另一个城市。
　　律师的工作通常是圍绕案件展开，但王飞更愿意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故事，关注人的命运。
　　张玉环案之前，作为一名刑辩律师，王飞参与过多起冤案平反的工作。张玉环案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他认为，“与关押时间更长、案子错得离谱有关”，更多的是案件本身人物有亮点，有情有义的前妻、坚持奔波的医生、参与报道的记者等等。
　　接到这一案件之初，王飞和一些记者沟通，得到的更多是消极回应，大家普遍觉得张玉环案没什么“特点”。
　　陈年旧案没有新进展，王飞决定去张家村看一看，更加立体还原张玉环这个人、这个家庭。
　　“案子是扁平化的东西，没有直观感受，更应该看到案子背后的人，每一个人。”王飞在张家村待了一周多，走访当年的案发地，见张玉环的家属、村民，用手机拍成视频，把访问到的人和故事，提供给媒体，引起更多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案件再审进程。
　　当事人的遭遇经常让王飞感同身受。有时他不由得想，自己只是运气好一点，不然完全可能与当事人面临相同的命运，“听他们讲述，我觉得自己像被关进笼子，我是清白的，但不得不面对长时间的关押。”
　　王飞记得在江苏昆山见过一起冤案的当事人荆献柱。2000年，安徽涡阳县一名19岁少女的尸体被人发现。半年后，新婚不久的车超被警方锁定为嫌疑人，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哥哥车雪峰、表弟李勇、哥哥战友荆献柱，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安徽车超奸杀案”。2001年，一审判决车超与荆献柱死刑。
　　王飞是申诉阶段李勇的律师。最初抓进去的4个人，称遭刑讯逼供，都认了罪。四年后，办案人员调查发现案发现场仅有两个人的脚印，不可能是4个人作案，荆献柱和车雪峰最终被判无罪。
　　时隔多年，荆献柱被释放后，选择在江苏昆山生活，“不想回去，恨一直伴随着，我得逃离。”
　　在荆献柱的讲述中，他是党员，当过兵，参加了九八抗洪，拿过很多荣誉。当年正是一腔报国热情的时候，被当头一棒，毁掉了人生。

漫长的接力

　　这种遭遇带给王飞很大的震撼，也让他对代理陈年旧案更加坚持。最近一段时间，王飞在为黑龙江一起旧案的申诉进行调查取证。
　　2003年9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条地沟里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田志娟、田志军姐弟被认定为凶手，17年来姐弟俩一直在喊冤。该案经一次撤诉、四次发回重审，最终两人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杀人命案，不认罪、不赔偿，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必死无疑’的，但这个案子却没判死刑或死缓，仅仅是无期徒刑，这是非常蹊跷的。”原审辩护人迟夙生至今对这起案件记忆犹新。
　　1980年1月1日，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迟夙生此后就走上律师的道路，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辩护律师之一。在当时的体制下，律师是法院下属工作人员。案件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和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是没有律师参与的，直到进入法院阶段才能有律师介入。
　　“那时候一年做一个案子和做一百个，拿的工资是一样的，还在行政体制下。”迟夙生回忆，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她觉得当时做律师虽然挣得少，但和法院是“一伙儿的”、“那时候刑辩没有今天困难”，合理的调查取证意见更能被法院听取，而现在律师具有私权之后，介入很多案件反而棘手，难了很多。
　　当年田氏姐弟案，迟夙生曾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发现在侦查机关认定的死亡时间之后，死者曾与多人通话。这份关键证据却被“隐匿”在公安侦查阶段，未移送到检察院。迟夙生是在法院阶段介入到案件中，按照当时规定，只能查阅检察院交到法院的主要案卷，而非全部。她经过大量取证，发现诸多疑点，一再坚持证据存疑，最终让田氏姐弟未被判处死刑。 　　“如果这个案件我没顶到底，那绝对是不负责任的刑辩律师。”迟夙生今年64岁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她感到自己“年龄大了，随时会终止”，遂找到王飞律师，希望他能继续完成这个案件。十几年倏忽而过，当事人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时间，持续喊冤;另一边，案件已经在两代刑辩律师迟夙生和王飞之间完成接力，继续寻求平反。

“冤假错案是欠下的债，必须还”

　　平反一个案件，为什么如此艰难？
　　“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人，”结合田氏姐弟案，迟夙生记得，当年“破案”后，公安机关不久就接受表彰，很多警察因立功被授奖，电视广播大力宣传;办理该案的检察长支持起诉田氏姐弟，而追求百分之百的办案正确率是当时检察院“业绩”考核的一部分，“不管对错、不能认错”;案件到了法院，法院不能不判，也不能硬判，造成了那个年代如田氏姐弟案一般“杀人命案不认罪、不赔偿、不死刑”的蹊跷结局。
　　借张玉环案平反的契机，有来自司法系统内部的文章聚焦冤假错案的“隔代纠正”现象。作者刘哲，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曾出版《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法治无禁区》等个人文集。
　　刘哲曾接受《南方周末》专访，在自述中提到：“假设你是一个法官，如果你要触碰近期判决的案件，那这个案件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作出原来判决的下级法官，包括他们的领导，都还在位。你如果形成一个决定，把之前的判决推翻，他们的利益马上受损。并不是说他们与案件本身有多少利益纠葛，而是他们会被追究责任，可能被处分。那你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受到影响。”
　　这种利益关系导致司法系统内部往往没有纠错的动力。外力介入带来的冲突是更剧烈的，王飞有时说话强硬也会招致司法人员的不满，说他是“偏激的律师”，但他坚持“你把他换成你的家人，如果你的家人遭遇这样的事情，你希望是什么律师，是彬彬有礼，遇到有不合法、不公平的东西，被人阻挡出来就回家、认命的律师，还是不断抗争的律师。”
　　在王飞看来，平反冤假错案对司法系统是加分的，大家能认同，司法系统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之后，应当实事求是去纠正，这两年最高检、最高法的相关报告也对冤假错案平反作出了正面回应，这是鼓舞人心的。随着张玉环等案件平反，人们也能看到司法环境正在逐渐完善。
　　最近接到的案件中，来自河南的当事人林强让王飞印象深刻。
　　林强在多年前因被怀疑是杀人犯而入狱，被判处死缓，服刑16年多后，出狱。回到家中，他一个人住在屋里，家人不能理解他。儿子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林强想抱抱孙子，儿媳妇拒绝，悄悄跟丈夫說，“他是个杀人犯，你不知道吗？”
　　王飞看过案卷相关材料，从证据的方方面面来看，他相信林强是无辜的。讲到近况，林强非常落寞，“我是无辜的，没有做过那个事情。”王飞回答，“我理解你。”
　　“没有证据，怎么能说一个人是杀人犯？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杀人犯，只是没找到证据，这是很混账的逻辑，”王飞笃信“疑罪从无”的准则。
　　他认为部分警察实施刑讯逼供的原因，不一定是利益驱使一定要破案，而是那种朴素正义，“我看这个人就是干了这个事，实际就是一种猜测，认为对方是狡猾的，那么自己打人也是正义的。”
　　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王飞觉得更大的阻力来自于利益层面，而非办案人员“朴素正义”与“疑罪从无”司法概念的分歧，“只要立场上实事求是，（结果）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王飞不喜欢强调宏大概念，他认为国家、集体都是由人组成的。过于关注宏大的，可能会忽视个体的诉求。
　　“我喜欢让每一个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王飞觉得，冤假错案是国家欠下的债，必须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欠债的人，哪里能说我过几年再还？”

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剑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王飞经常要面临无数次的重复、时进时退的等待，甚至“缠斗”。
　　2015年，餐饮企业真功夫股东发生冲突，人文学者许丹写书《真功夫你不要学》。许丹后被真功夫大股东之一潘家以涉嫌诽谤起诉，代理律师周泽等也被起诉。
　　“没完没了的折腾，死缠烂打的做法”让周泽感到烦闷，他找了同行王飞在内的一些律师，共同应对这起案子。
　　蓬江、天河、东莞、武汉、岳阳、成都、海淀，王飞等人转战多地，参加了多次庭审，经过4年左右的努力，案件终于平息，潘家不再缠斗。这让周泽觉得王飞很能坚持。
　　2015年，周泽成立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下称“泽博律所”），2018年王飞加入成为合伙人。事务所规模不大，周泽觉得刚刚好，与各个方面打交道，有时会面临一些风险，出现意外更容易应对，如果规模太大，万一停业，会影响太多人的生计。
　　这种“意外”并不少见。王飞在代理李思侠案过程中，被当地司法系统投诉，说在“网上恶意炒作案件”，直到李思侠的案子最终获得“不起诉”结果。同在泽博律所的律师王兴，在代理清华大学付林案期间，律师执业证年审被暂缓考核半年，直到付林案撤诉，事情才平息。
　　通过微博等网络平台进行公共表达、反映案件信息、为被告喊冤的过程中，王飞等律师往往承担着较大风险。这种风险一定程度上来自办案机关的投诉，导致律师年度考核受到影响。
　　“我们有正常监督的权利，这也是正常、应该的，他们要投诉，我们去应诉就好了。”周泽称这已经是常态。
　　作为刑辩律师，更大的困难是案件本身难以推动。王飞担任辩护人的车超案，再审被驳回，目前来看是失败的。这样“失败”的案件，常常是多数。
　　成功的是少数，“有时候能解决取决于偶然性因素，而没有一个完善的错案纠错机制”，王飞认为张玉环是幸运的，他从接手这个案子到最终平反，时间是三年多。而他经手的更多类似案件，常常被拖延很多年，迟迟没有结果。
　　介入张玉环案后，王飞看完案卷材料，认为张玉环无罪，积极主张申诉推动。但也有“推不动”的时候，王飞回忆，在法院“立案不查”的阶段，江西省高院曾说一个月给答复，后来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回应。他给江西省高院、江西省检察院写信，甚至写信给江西省省委书记，寄到省委办公厅。每封信大概三四千字，把案件的冤情展示出来。最终，他得到确定的回复。 　　张玉环已经平反，更多的案件还挤压在王飞的办公室，“实际上对一些没有被平反的错案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他只是运气不好。”

接触的阴暗面越多，反而人越阳光

　　从事律师工作数年，王飞认为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人和事，是结识王克勤和在大爱清尘工作的经历。
　　大爱清尘基金，源自2011年6月由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是专项救助中国600万尘肺病农民工，并致力于推动预防和最终基本消灭尘肺病的公益基金。
　　在和大爱清尘基金打交道中，王飞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他记得湖南有个叫彭连喜的尘肺病患者，去世的时候拿着一张报纸。志愿者去他家探访的时候，当地媒体拍下了这个画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彭连喜呼吸困难，但手里攥着这张报纸。王飞觉得彭一方面可能是感恩，另一方面，代表着某种“安心”，有一群人在帮助他和他的家庭。
　　尘肺病人基本都知道，有一天会离世，甚至有人给自己刷棺材。“在他们的角度，我離开没问题，只要我孩子的学能继续上，我家庭能继续，有一群人在关注我，我随时可以走。”王飞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自身受到不少触动。从2012年开始，他一直作为志愿者，业余为大爱清尘的尘肺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他经常告诉尘肺病人的话，如今也常说给冤案当事人，“你不要来感恩，我帮你是为我自己，不是为你，你不要觉得心理上有包袱，不要有这种想法。”王飞觉得自己从中汲取到了力量。
　　王飞能体会到别人的处境，他觉得与自己出身底层有一定关系。1982年，王飞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位于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丘陵居多，经济并不发达。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经常要翻几座山去上课，有时候一周只回家一次。母亲没什么文化，朴实持家。
　　因为父亲的职业，王飞从小可以比身边同龄人接触到更多外界的信息，也更坚定要去外面的广阔世界闯一闯。
　　大学时，他选择了法律专业，喜欢看央视的《新闻调查》，至今对于郝劲松那一期印象深刻。郝为了五毛钱的发票打官司的事情，让王飞感受到了一种为权利而抗争的魅力，他想在生活之外，关注更多社会中那些真实的、正在发生的事情，觉得这是最有力量的。
　　在做了多年刑辩律师之后，王飞有时候会被问到，为什么如此关注社会阴暗面。“不关注它就不存在吗？”王飞想法坚定，“我只是关注，不是制造者。如果不关注，这个阴暗面会无限扩大，会吞噬掉光明。我们关注它，是为了尽可能让它缩小，让阳光更加普照大地。”
　　但在这个过程中，王飞也遇到过不少阶段性焦虑，尤其是在一些案件“推不动”的时候。但这种焦虑没有带来心理上的抑郁，“有时候我觉得接触阴暗面越多，本人越阳光，会感觉自己在改变它，去做一些事情，这个过程中内心是踏实的，相信这个事情的意义。”
　　工作的碎片空闲里，王飞喜欢亲近泥土、接近自然。他能想到的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去山里，找个风景好的地方，随便躺一躺、走一走，“泥土最有力量，万物来自于泥土，我们最后也会回到泥土，躺在土地上觉得特别踏实，它会给你力量。”
　　（文中林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