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研究表明,越轨同伴在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少有研究探讨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对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发展轨迹的影响,且尚不清楚是否对于所有大学生而言,同伴传染效应对问题性网络使用发展轨迹的影响均相同(调节机制)。为了弥补过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采用潜在增长曲线模型,以(1)识别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发展轨迹;(2)考察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对个体问题性网络使用发展轨迹的单独效应与独特效应;(3)检验关系质量和/或性别是否能够调节上述同伴传染效应。本研究对2572名大学生(基线时平均年龄=18.37岁,SD=0.85)进行了四次测量,每次间隔一年。被试在首次测量时完成人口学资料问卷、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问卷、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问卷与友谊质量问卷,在每次测量时完成问题性网络使用问卷。总体而言,个体大学期间的问题性网络使用倾向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在控制了年龄、性别、首次网络使用年龄、父母文化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并且只纳入一种预测变量时(单独效应),结果显示(1)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均能单独预测基线时的问题性网络使用以及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变化趋势;(2)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与友谊质量以及性别的三重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变化趋势;(3)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与友谊质量的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基线时的问题性网络使用。同时考虑所有预测变量时(独特效应),结果显示(1)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均能显著预测基线时的问题性网络使用,但是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与友谊质量的交互作用不再显著;(2)只有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及其与友谊质量和性别的三重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变化趋势,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的作用不再显著。上述结果凸显了同伴对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具有重要影响,对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预防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