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和早期成年人具有相对较高的承担风险的倾向,但是愿意承担风险也会促使个体探索新的环境、尝试新的事物,因此对于个体和群体来说具有进化上意义,这也提示我们风险倾向可能具有相应的生物学基础。青少年和早期成年人的脑(比如皮层间的连接)直到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阶段都还处于发育过程中。尽管目前已有研究发现皮层连接的发展和成熟是受到基因调控的,但是影响风险倾向的皮层连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尚未可知。因此厘清遗传和环境对产生风险倾向的神经基础的贡献程度有助于我们理解风险行为的个体差异的生物学基础。为此我们使用109对18-23岁之间的同性别双生子样本来研究遗传和环境对于以模拟气球风险任务测量的风险倾向和静息态功能连接之间相关性的贡献程度。首先我们搜索了2008年7月至2017年4月之间发表的7篇BART任务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文章,使用激活可能性估计的荟萃分析来检验模拟气球风险任务中出现一致性激活的脑区。据此我们选择最一致激活的右侧前脑岛作为种子点进行静息态功能连接分析。通过多重回归分析,控制掉性别、年龄和头动的影响后,我们将与右侧前脑岛存在显著正性或负性功能连接的区域分别保存为模板以备后续遗传分析。使用传统双生子设计进行单变量遗传模型拟合来估计遗传和环境对于风险倾向的贡献度,结果发现风险倾向的个体差异有34%可以由遗传解释,66%可以由非共享环境解释。同理,基于体素的单变量遗传模型拟合发现右侧前脑岛与视觉网络、额顶控制网络、背侧注意网络及感觉运动网络内的一些脑区之间的正性功能连接受到中等程度(0.30-0.60)的遗传影响。相关分析提示风险倾向与右侧脑岛-右侧外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之间存在显著的表型相关,并且双变量遗传模型拟合发现它们之间还存在中等程度的遗传相关。这表明遗传因素对风险倾向和脑岛-前额叶网络的相关性有中等程度(0.50)的贡献性,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探索影响风险倾向的基因。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环境因素对于脑岛-前额叶网络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通过改变外界环境来干预和预防能够导致不良后果的风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