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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墓志与唐代史学研究--以唐修《晋书》相关问题为考察中心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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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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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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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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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解析、优势分析、效果评析三个方面探讨史料教学法在学生历史解释素养培养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史料教学法为主要方法，展现史料教学法对学生历史解释素养培养的重要作用。史料教学法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史料为依据，创设历史问题情境，帮助学生从历史亲历者的角度全面辩证地分析历史；客观诠释历史事物，深入认识历史本质，形成学生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在反思历史和现实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史论结合的历史意识，提高学生的
对《论语·雍也》“文胜质则史”句，苞咸、皇侃、朱熹、刘宝楠、杨树达等注家皆出其说。沿苞、皇注疏的思路，辨析朱、刘等注家所引用或参考之证据，并将该句置于整章中理解，可以发见“史”字在此虽谓“记书史”之称，但非“浮夸”及“妄语欺诈”，而是取史官及其所记多体现礼文之意。“文”备礼义而与“行礼与言语之仪”有关，“质”则与之相对。整句举“会时”君子之仪而发之事实，顺而得解。
本文依据近年出土的简帛古书以及诸子学研究成果，重新考察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指出此书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此书对于诸子生卒年代的推定，标准不一，而且只能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不具有确定性。在今日如要探求比较有确定性的诸子年代，应该从钱穆先生所提出过的考察诸子游仕年代着手，而不必过度执着于生卒年代的考证或推论。
公元前500年前后，分属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文明都产生了具有各自文化特点的族群认同观念。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和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都在与周围民族的广泛交往中产生了“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以语言、文化、风俗、宗教等多方面的差别，将“我”从周围的“他”中分离出来。在频繁的交往与比较中，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自身文明的优越感，“华”、“夷”、“蛮族”等不同的概念由此而生。
“法后王”思想对《荀子》礼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有着关键的塑造作用。“法后王”的释义，是讨论“法后王”思想的特征与价值之基础，因而深受学界关注。根据《荀子》文本，“后王”的外延恐非如前贤所称，以某一朝代或某些朝代为界限，而应回到《非相》所明言的礼法制度可否粲然可知上。“法后王”的涵义，恐非前贤所强调的“是今非古”，乃至单方面的期许于将来，而是从历代圣王粲然可知的礼法制度中，发现始终稳定的规则，进而以此
近百年来，学界关于西汉后期郊庙改制问题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然存在重复性研究较多，许多要义隐而不彰，学术新见有限，对该问题的政治义蕴阐发不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