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对1930年代、1950年代和1990年代几部关于上海都市生活的影片的考察和分析,揭示全球城市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往往依循的是法国文化学者列斐弗尔所称的"空间的审判"逻辑,亦即在质疑全球城市"正宗性"(authenticity)的基础上,彰显民族和国家话语的纯粹意义。从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到1950年代的《不夜城》和1960年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海都市空间的异己性一直被置于民族国家话语的监控下,无论是在文化礼教还是在法律道德上,它都必须为"破坏"和"吞噬"中国的一切而遭"诅咒"。就此而言,为确保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强大,上海必须没有将来。霓虹灯必须被死亡吞灭,"黑墨的浓云"将笼罩都市的天际。在毁灭的都市废墟上,一个摆脱了外国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新世界将会诞生。如果上海有将来,那么它会是一个在民族和阶级争斗中重新诞生的"新上海"。上海的重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颇具反讽意味的是,1990年代"重生"的上海,在娄烨的《苏州河》中呈现的不是主流话语所欢欣鼓舞的"经济奇迹"和"民族成就",而是残垣断壁充斥的废墟和肮脏河道里幻化出的美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