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自古以来就备受社会关注,关于医生与病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讨论也从未停息,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医学对人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在这种环境下,医患关系,或者说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笔者首先在第一章描述了医患关系的历史变迁,讲解了历史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医患关系问题的不同定义和处置原则。第二章是本文的重要基础,笔者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广泛的资料收集,通过图表解析的方式呈现了医患关系的残酷现状,发人深思,而紧接着对医患调查数据的分析,则是着力挖掘医患关系问题的实质困境,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要寻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首先得了解前人有哪些解决路径和方式,因此,笔者通过整合分析,从医生的权利、患者的权利、医生的义务、患者的义务四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了解了医患关系的基本现状和问题之后,紧接着第三章则是医患关系的实质与趋向探讨,首先,医患关系的实质体现在权利问题的分歧,笔者引用了英国伦理学家奥妮尔关于患者自主性的探讨,并结合了当前人权问题的研究。其次,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人们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医患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成为医患关系的枢纽,二是民主成为主要诉求,三是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四是法制化成为必然结果。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讨论医患关系科学模式的构建,面对医患关系所带来的危机,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建立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科学模式,它不仅局限于临床医学上的普遍问题,更着眼于生命伦理前沿问题所面临的困境,那么,到底什么样一种医患关系模式才是最合理的,笔者讨论分析了萨斯——荷伦模式、维奇模式和布朗斯坦模式,并针对它们的不足提出了相对灵活的场域模式,认为场域模式可以相对更好地解决当前医患关系所面临的问题。最后一章从医患关系问题上升到生命伦理问题,首先阐述了生命伦理学的基石与发展趋势,提供一个讨论的背景,然后再引入生命伦理学中的两个经典案例:安乐死与克隆人。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分析讨论,提出了生命伦理中权利的优差序列和矛盾冲突问题,它们作为医患关系问题的扩展,同样需要一个合理的机制来解决其中的问题,而针对医患关系提出的场域模式恰好也适用于生命伦理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因此,本文得出的结论便非常清楚了,医患关系是生命伦理中的一个普遍而重大问题,生命伦理中许多问题与医患关系密切相关,场域模式可以相对较好地解决二者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