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权力的囊括要素极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资源、人口、制度、观念、组织等等。而传统国际关系对于权力的研究重心是将“军事力量”作为一国“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即国家应以“军事权力”为基础,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主导或参与国际关系的构建。但在“核均势”、“第四次科技革命”以及“全球产业链”发展将各国利益深度捆绑的今天,再将军事权力作为国际权力构建和研究的基础显得不合时宜。在国际权力的评价指标上,统计概念层面由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提出的“净指标”国际权力测量方式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增加值”概念产生了勾连;理论层面,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为联结点可以把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相互进行串联。将上述概念和理论相衔接,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视角是透视国家之间权力对比关系的最佳范式。而之所以要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探析日本的国际权力,原因在于当今世面临全球“日本化”的发展趋势,大环境不景气带来的经济低增长,生活成本提升带来的人民低欲望从90年代的日本开始向全球蔓延,不仅对日本的国际权力和全球价值链能力造成巨大负面影响,也是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难题。但日本也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精益制造能力,这是日本全球价值链能力的重要来源。而当前的中国则面临激烈的国际科学技术竞争,摆脱长期面临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局面,实现产业创新转型升级成为首要问题。因此,日本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所遇的种种得失经验值得借鉴。在具体分析上,本文首先对日本的国际权力状况进行回溯,对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进行梳理。而后拆解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商品贸易和增加值贸易情况,并以全球价值链中度量生产分工环节和物理地位的上游度位置指标,体现国家价值增值水平和经济地位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衡量一国生产复杂性和出口竞争力的经济复杂度指数为主要评价指标,结合相关学者对传统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和地位指数的“技术性修正”来评估日本的全球价值链能力。最后分别从产业维度、企业维度以及海外投资维度分析日本的全球价值链能力。得出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特点:以“官产学”模式推动创新发展和价值链升级;以“精益制造”能力掌握“技术权力”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构建“海外日本”对冲内部负债;深度参与“全球贸易开放网络”形成“复合化贸易协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日本的全球价值链能力也面临相当的掣肘和挤压,少子老龄化制约消费动力与创新动力,产业生态的封闭性,域外美国因素的扰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追赶威胁着日本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传统优势,对日本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危及日本的国际权力。由此:（1）以本国为中心,采取混合型策略参与全球价值链;（2）构建超智能社会,加快数字化转型;（3）以“人情链”和“生态链”为基础强化全球价值链能力。以上三条路径或将是日本的主要战略选择。对于中国而言,从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所历经的种种得失中或可以总结出以下三条相应的启示,分别为:（1）重视科技创新,夯实基础研究,攻关核心技术;（2）稳固中日关系,探寻合作新机遇;（3）谨防“日本化”,以投资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