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南京市郊“农民农”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媒体人类学视角,对这一群体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加上父母的回忆和讲述,重点关注“新传播技术的使用对‘农民农’群体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这样一个问题。研究发现,在“农民农”流动过程中呈现出由聚居到散居的状态,新传播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为其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在日常生活中,电视是“农民农”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方式和娱乐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完成了他们对世界的总体叙事。手机作为“农民农”使用最频繁的传播技术,具有三种功能,一是保持生意上的联系,二是为他们构建一种移动的“家庭感”,三是作为一种应对风险和危机的工具。微信群通过连接线上、线下和地方性知识讲述促进“农民农”社会交往,帮助其展开生存实践。但逐渐充斥着各种广告和“黄色信息”,丧失其存在意义。此外,从代际和性别角度来看,年轻一代“农民农”能够利用新媒介获得更多农业产生产信息并将新媒介技术应用到生产销售中,走出一条与父辈不同的现代农业道路,而女性“农民农”在家庭遭受性别剥削时,能够有效利用新媒体和向他人倾诉的方式为自己赢得支持和话语空间。本文认为,地理位置上的流动以及新传播技术的变迁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社会流动,他们仍然面临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和个人身份的困境。流动中的“农民农”缺乏固定的居住空间、群体内部异质性的文化习俗及较少的外部冲突使得“农民农”群体聚合力较弱。新媒体给底层群体带来的赋权仍是有限的,只有当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意识,才有可能利用媒介为其赋权。当前,以土地流转为基础,出现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劳动力异地务农现象,其规模还将不断扩大,因此本研究聚焦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考察具有较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农民农”群体是2.45亿流动人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又与“农民工”有着较大的区别,本研究也丰富和完善了当前国内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