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法理论上,以行政行为作用对象为划分标准,行政行为可分为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内部行政行为救济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但是这些规定存在诸多弊端,缺乏一套统一完备的救济体系,内部行政行为至今不可诉。我国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原因有理论根源、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特别权力关系对我国行政法理论的影响是不可诉的理论根源;我国行政权力的惯性和行政立法工作的滞后是不可诉的社会根源;无讼文化和法治精神的缺失是不可诉的文化根源。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和消亡、现代人权观念的发展、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工合作下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以及行政诉讼的发展趋势要求我国内部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我国权力运行实行人大领导下的权力分工合作的宪法原则,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提高,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不断加强,法官职业素质不断提升,为我国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构建我国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规则,我国可以借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的“重要性标准”理论,树立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职权标准和重要性标准。依照此标准,根据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合理界定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的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司法审查深度是“合法性审查”,或者说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以合理性审查为例外”,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在方法上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分别采取不同的司法审查深度,并充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合理界定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界限。内部行政行为的审理,实行“穷尽内部救济”原则,判决的方式包括维持判决、撤销判决、确认判决、履行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