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朝是整个唐代礼制建设的发端，也是奠基。本文力图通过考察唐太宗朝礼制建设，研究其与王权正统性、不同集团权利纷争、君主集权等复杂政治斗争的关系。本文具体分为两个大方面，第一方面即前两章，主要着眼于唐太宗时期三次大的礼制建设;第二方面即后三章，聚焦于唐太宗时三种最为引人注目的礼:封禅礼、明堂礼和孝礼。　　唐太宗朝第一个大的礼制变革是关于礼乐的变革，即制作出《大唐雅乐》。《礼记》有“王者功成作乐”，以此显示新王朝的勃勃生机与气势恢宏。值得注意的是，《大唐雅乐》将音乐中的“胡音”去除，以此区分外族政权，以示为自己为中原正统。第二个大的变革为宗庙变革，伴随《大唐雅乐》的完成，宗庙顺序被捋顺，传承有序，尊卑分明，这是唐代的一件大事，代表唐代政权有了合乎礼仪的传承关系，拥有了天子的标志:七庙。宗庙祭祀一直是帝王宣示功德的场合，祭词中叙述和夸饰都是在借宗庙的形式“自表其功”。第三个变革即《贞观礼》的施行。从制作者、制作内容、制作目的等诸多方面观察，《贞观礼》的目的都是为了以礼治国，是唐太宗文治的题中之义。礼还是区分尊卑的重要手段，《贞观礼》还有君王自尊自崇的目的。　　封禅礼是历代帝王为表御天统极的观念而行的大礼，是帝王功德昭著的宣示。封禅礼的争论是太宗朝礼制争论的焦点之一。从贞观六年到贞观十五年，关于是否封禅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旧唐书》记载，唐太宗三次欲行封禅，但最终没有成行。《全唐文》中收录唐太宗三道《封禅诏》、四道《停封禅诏》与此记载相合。停止封禅的理由从表面上看大约有天灾人祸、功德未满、劳民伤财与礼数难定四点，实际上，这都仅仅是表象。根据对太宗朝户口、外交、战争、灾难等诸多因素的考察，终太宗朝一朝未能封禅的原因是国力虚弱与内忧外患。　　明堂礼是帝王祭祀先祖最崇高的礼仪。在营造明堂的问题上，争论历时长久，大致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中主要涉及人物是孔颖达、卢宽与刘伯庄。三者分别代表山东集团、关陇贵族集团与江左集团，三者观点的不同实际是三大集团利益的角逐。下半场中，颜师古与魏征推翻以上三者所有观点，认为君王可以自行决定明堂样式，在此涉及“贵古”与“贵今”的问题，实质是中央集权不断向君主集权转化。　　孝礼在太宗朝尤为被重视。玄武门之变是太宗成为皇帝的关键，也使其在孝悌上存在道德污点。为此，太宗重新定义孝礼，削弱其家庭伦理意义，强化其忠君爱国的成分，以此减轻玄武门之变对其完美形象的影响。太宗重视营造个人形象，这体现在其行文与处事的方方面面，甚至为此干预史书的撰写。他重视营造形象这一手段，也延续到它营造皇族形象与国家形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