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出现的问题就是金融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逐年增多,诉讼过程中涉及到一些法学理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基于此,文章从王翔诉建行案的法律适用入手,通过对案件进行梳理用法理学角度分析本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对王翔金融消费者资格的认定,考虑的重点是王翔与建行之间成立个人理财服务法律关系,在该法律关系中王翔作为金融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需要保护,关于王翔本身是金融案件审判法官,投资经验丰富的因素没有考虑。对建行承担王翔经济损失责任,主要是因为建行没有在金融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向王翔进行金融产品风险告知,没有要求王翔在“金融产品系个人主动购买声明书”上签字,没有履行适当性义务。作为建行一方虽然主张自己履行了以上义务,但是对于整个销售服务过程建行无法提供相关记录和资料,因此认定建行存在没有履行适当性义务的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王翔经济损失的责任。本案中法律解释的对象重点涉及《侵权责任法》《合同法》以及金融行业监管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王翔金融消费者认定用到了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对适当性义务及其履行用到了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通过对第一部分进行法理学分析得出法律解释很难弥补语言自身歧义的缺陷,法律解释容易受解释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失去客观性的弊端。紧接着阐述法律解释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法律解释可以对立法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在已有立法基础上进行解释,还可以通过限制、扩张等方式解决法律稳定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将专业性高的法律术语解释到一般人可以理解的程度。现阶段司法审判中多参考适用监管规范,其弊端是监管规范的制定目的与法律的制定目的是不同的,若完全依据监管规范,则会破坏已形成的法律秩序,扩大了法律的适用范围,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不利于市场秩序的建设。但是现阶段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又是立法空白,司法审判压力大难度大。现阶段不仅要适用监管规范,也要充分发挥监管机构职能,合理适用监管规范,更要加快完善立法。单纯从法理分析角度分析解决案件纠纷的本质就是用法律的方式权衡价值冲突的过程。社会主体多样性,社会关系复杂性都是产生价值冲突的原因。用法律的方式解决价值冲突,在立法时进行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衡量,在司法时则需要根据具体案情进行价值选择与价值衡量,如现阶段的金融行业监管规范制定、金融案件司法审判中都体现了对金融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这种立法与司法上的法律价值选择是基于现阶段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信息获取和理解存在较大差异,金融机构优势明显的现状。所以对金融机构作出较多限制性规定,如适当性义务的履行。但是也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倾向性保护也要坚持适度原则,不能一味打击金融机构发展积极性,要给金融机构更多发展空间,要在法的价值统一中解决纠纷,维护法律权威,法律秩序。对该案件法理分析所得到的启示是,既要追求金融行业的安全稳定,纠纷案件的妥善解决,又要鼓励金融行业向前发展。对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划分,改善一味倾向保护消费者的基本原则,给予金融机构更多灵活发展空间,尊重行业发展客观规律,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维护金融经济法律秩序。在法的价值统一理念下看问题,不能一味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倾向性保护,要考虑现实发展的需要,保护的过程中要坚持适度原则,引导金融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