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系列小说和“疯癫亚当”系列小说都以生存故事为内核,聚焦于未来维度下的“其他的世界”,并从未来生发出对“过去”（即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之未来”的延展。阿特伍德将这类小说称作“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并就“推想小说”的特点提出“正反乌托邦”（ustopia）一词,认为“推想小说”既立足于历史进程及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对根植于现在的未来隐患发出警示,又在反乌托邦式的虚构性未来中暗藏着希望的乌托邦,讽喻现在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未来的信心。无论在故事结构还是内在意蕴上,“使女”系列和“疯癫亚当”系列都呈现出连续性和相关性。故本文将二者视为“推想小说”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以“其他的世界”为切入点,探讨阿特伍德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洞察及伦理重构的思考。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又分为三章。第一章聚焦于“其他的世界”中的生存困境,探讨生存者处于“被困”境遇时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从《使女的故事》中原教旨主义的极权国家,到《羚羊与秧鸡》中的技术主导的科学时代,再到《疯癫亚当》中的返祖式乌托邦社会。三个“其他的世界”社会秩序的非理性和价值依据的无根性,使生存者就此悬置于新旧世界之间,表现出主体性缺失、内部的多重他者、身份的模糊性等特征,从社会总体困境和个体精神危机两方面呈现出一幅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图景。第二章以生存困境中的突围策略为中心,探究不同反抗途径对个体生存和伦理重构的意义与现实启示。小说人物往往处在承担责任和诉求主体的两难状态之中,而阿特伍德将关注点逐渐从主体的自我认同转向对主体间伦理关系的重构,旨在讨论多元共同体理想下建构主体性、重构伦理秩序的可能性。对此,小说以“启示录”的形式指出自由与行动是创造“可能生活”和重建伦理秩序的有效途径,表现了阿特伍德在反乌托邦中重建乌托邦的信念和决心。第三章从生存困境的叙事伦理层面展开,结合前两章对反乌托邦黑暗图景的批判和重建乌托邦的信心,明确阿特伍德“推想小说”中独特的叙事策略和“正反乌托邦”的现实价值。一方面,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分析目击者文学和碎片化叙事背后隐含的生存意图,有助于在整体上把握作家叙事策略的伦理指向。另一方面,阿特伍德“推想小说”中建立的“正反乌托邦”世界,达成了文学社会批判功用和审美价值的结合,为重新审视文学、审美、科技、伦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