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战争权问题一直都是美国总统与国会间争论不休的主要议题之一。而究其根源,则在于美国宪法有关战争权力规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其间存在着重大的宪法张力并致使双方激烈争夺战争权的归属,这一现象随着宪法和历史条件的不断演进而演绎出新的内容,从而成为贯穿于美国整个历史独特景观。事实上,就宪法当中关于战争权力的划分而言,制宪者们起初试图就战争权力问题在总统和国会之间构建起一种有效的分权与制衡,以防止任何单一的权力把国家引入战争企图,或因滥用战争权力导致军事独裁和暴政,危及整个自由和民主制度本身的生存。因此,制宪者们关于构建战争权力的意图是相当明确的。然而,宪法中有关战争权力划分的条款文字相当简约,极易引起歧义,制宪者的意图在很多方面又不甚了然。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和国会都有竞争战争权力的机会。从1789年以来的两个多世纪里,总统利用多种手段和方式不断攫取战争权力。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要求总统保护国外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但总统多次在未经国会宣战或立法授权的情况下为此目的或以此为借口达到其他目的将军队派往国外。总统使战争态势界定更加模糊和更富弹性,以乘机扩张战争权力。总统抢在国会行动之前采取军事行动;敌对状态结束后,总统仍以复员权的名义保留了许多战时权力。根据宪法,除非经国会宣战或专门授权,总统只能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不能从事进攻性的行动。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遍及全球,自主承担了广泛的军事和国际义务,总统利用一系列双边或多边防御条约,或通过行政部门的政策声明和公报,或扩大现代防御性战争的地理范围来不断扩大防御性战争定义。总统不再把防御性战争的定义局限在美国大陆边界自卫军事行动,防御性战争的定义和解释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权力实际上整个摆脱了国会的控制,总统几乎完全占据了战争权力的优势地位,这已是现代总统职位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总统职位与战争特性结合削弱了国会对总统的制约机制。总统职位的特性更适于战争决策;总统确立的战争先例不仅诠释了战争权力定义不清的部分,而且对以后的战争决策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总统以执法任意权采取的军事行动填补了战争权力的真空地带。总统在战争领域已成为主要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其次,国会的被动屈从和主动支持助长了总统战争权力的稳步扩张。由于自身的弱点,国会不得不屈从总统把自己从战争决策中排除出去。国会议员常常以一种理想主义来替代对军事行动的详细了解。当总统的军事行动与这种理想主义相一致时,他们就赞成和支持总统的行动。即使国会议员不赞成总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气质也必然要求国会给予总统以全力的支持。这使得国会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来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从历史上看,军事行动的成败是动用武力的关键。只要军事行动取得成功,国会就会欢迎。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愈陷愈深,总统在战争决策中的地位受到挑战。国会决意恢复和重申自己的战争权力。从总体上看,国会很少对总统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过有效的制衡。1973年以前,国会对总统扩张战争权力采取了被动屈从和支持的态度。即使采取某些措施,也是局部的,缺乏整体构思,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1973年,国会通过了意在更加全面具体地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战争权力法》。该法实际作用有限,但它表明了国会吸取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心,也增强了国会限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潜在能力,其象征性和制度性的意义不可小觑。这是国会重申战争权力的一次最重要的努力。关于总统与国会战争权力之争的未来走向,总统在战争权力方面的优势仍将继续保持下去;总统和国会的战争权力之争还将会以或缓和或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不会突破三权分立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