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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主要以新纪录运动以来的乡村题材纪录片为研究对象，通过横向对比体制内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对乡村底层社会的叙事话语差异，同时纵向对比了不同时期的纪录片对乡村底层叙述的不同叙事视角，笔者主要想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乡村底层社会在中国纪录片的各个发展阶段中以怎样的面目出现？2.新纪录运动以来中国纪录片如何描述乡村底层社会的女性、族群与苦难？3.体制内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对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叙事话语有何不同？ 第一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纪录片进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纪录片叙事视角的转换，不同的叙事视角，纪录片创作者对乡村底层社会的切入角度也是不同的。第一章是全文的引子，通过梳理乡村底层社会在纪录片中的不同影像呈现，可以为接下来的研究打下基础。 第二章笔者将通过研究体制内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对乡村女性角色的不同叙事话语呈现来考察两种纪录片的叙事差异，体制纪录片以陈晓卿导演的《远在北京的家》(1993)为例，独立纪录片以李红导演的《回到凤凰桥》(1997)为例。两部纪录片结尾处对乡村底层女性的未来看法不尽相同，引起笔者的思考。 第三章笔者研究了体制内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对乡村底层族群的不同叙事模式，体制内纪录片以郝跃骏导演的《最后的马帮》(2001)为例，独立纪录片以何苦导演的《最后的棒棒》(2015)为例，两部纪录片都是对即将消失的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录，同时两位导演对底层族群的叙事视角又有一些差异。 第四章笔者分析了体制内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对乡村底层社会中“苦难”的不同叙事模式，体制内纪录片以焦波导演的《乡村里的中国》(2013)为例，独立纪录片以周浩导演的《棉花》(2013)为例，同时两位导演对乡村底层中的“苦难”叙事策略又是不同的。 结语是笔者在上述对体制内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总结和反思;同时对本论文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及接下来笔者需要进行的研究计划进行简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