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建构的天下秩序体系,不但彰显了空间形式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互涉,而且隐喻着社会记忆与典范历史下的政治认同与思想诉求。论文将籍由文本的考察,思考大一统心理空间图式下的汉帝国对天下秩序的想象。中央与四方、南与北是论文试图架构的两个基点,或者说是重新检讨汉代天下秩序的建构与文学空间书写的两个论题。论文旨在通过这两个议题的检讨与思考,观察汉代天下秩序建构和文学书写内蕴的政治权力、社会记忆、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全文结构则如下:第一至第三章讨论汉帝国的天下支配模式。帝国时代的华夏与四夷,或者说中央与四方,二者同处于一名为“天下”的空间结构中。如何规划设计华夏与四夷间的秩序结构,是帝国面临的时代性困惑与形而上焦虑。汉代知识阶层分别从政治、文化、宗教三方面来探讨此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是政治方面的边境开发模式,此方案主张帝国以武力征讨周边之不服,籍借郡县制将周边四夷纳入帝国的统一支配体系。第二是文化方面的家族模式,此方案主张以“夷夏同源”的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一“天下”共同体,同时又拟仿宗法制原理确定华夏支配四夷的秩序形态。第三是宗教方面的祭天模式,此方案主张天子以祭天取得天地神灵的神力,借助无处不在的天地神力来实现对中国与四夷的无差别支配。第四至第六章讨论北方中原文化本位下的南方形象的塑造。帝制时代的北方籍借文化与地域的双重维度铸就了“北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南方成为带有主观精神编选、组织、建构、创制的“虚幻空间”。作为“北方中心主义”思维意象的投射,南方空间充斥着意识形态、政治想象、文化秩序等权力因素的运作,南方书写暗喻着北方文化中心观主导下的政治建构与身份认同。然而事实中的南方,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物质空间,更是一个涵咏文化意义与生命价值的人文空间。文章将选取汉代文本中的史料编撰、《诗经》阐释、《楚辞》研究三个角度来分析汉代大一统政治理念与北方文化中心论在塑造南方形象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