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大城市面临较大的公共设施供给压力,这种压力不仅在总量层面,亦在结构层面。城市空间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公共设施有较强的在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空间错位”现象(Spatial Mismatch),即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这种“空间错位”不仅会带来额外的通勤,降低城市效率,也会带来优质区位的房价上涨压力,由于存在群分效应(Sorting),即个人理性决策下同类型人的聚集,还会发展为更加严重的居住隔离和社会分异。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公共设施供需结构的度量与评价是避免城市配置公共资源出现“空间错位”的重要依据。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展了对供需匹配结构进行度量的研究。供给端方面,基于可达性的测算方法更加的精细化；需求端方面,异质性需求逐渐被强调,并且有较多研究开始对此进行分析；然而在供需匹配的研究上,对需求端的考虑局限于人口密度及各群体数量占比等总量指标,缺乏对异质性需求的度量。因而,本文的研究选取合肥市为案例,对供需匹配评价方法进行探讨,旨在将需求的异质性纳入原有供需匹配评价体系中。论文首先测度了合肥市不同区位的公共设施供应量,基于空间数据采用了潜能模型和缓冲区分析法相结合的可达性计算方法,结果显示,五类设施(文娱、体育、医疗、教育和购物)共同呈现出在市中心集中的趋势,且医疗设施集聚程度最强,文娱设施分布最平均；同时,开展了对需求端的度量,一方面基于房价数据,采用特征价格法(Hedonic Pricing Method)分析了居民对不同类型设施的偏好差异,结果显示,居民对五类设施支付意愿比约为18：5：29：41：-15,其中,负号表示随着设施增加,支付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基于问卷调研的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多项Logit模型及次序Logit模型)分析了对于同类设施,不同的居民群体行为(出行方式、使用频率)的偏好差异,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在出行方式上有显著差异,而不同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户口所在地、有无未成年子女和退休父母的居民在设施使用频率上有显著差异。在不同的区位公共设施供应量与居民异质性偏好的基础上开展了供需匹配分析,构建了出行指数TI和频率指数FI,其中,TI反映了基于出行方式偏好差异的居民实际可达性的差异,FI反映了基于使用频率偏好差异的居民对设施实际需求的差异。用原有指标乘以TI,除以Fl得到调整后的供需匹配指标,并用调整后的指标计算评估不同区位单项设施与五项设施综合的供需匹配状况。单项设施的结果显示,城四区中,西南区域五类设施供需水平均最高,东北其次,东南和西北较差,对比不同类型设施,发现教育设施供需水平空间差异性最大,其次是体育、购物和文娱,医疗设施最小；综合分析的结果显示,西南区域(蜀山区)的评估结果最优,同时,中心区域的供需水平显著高于外围区域。居民群体行为的差异,不仅反映出其对不同类型设施实际的可达性,亦反映其对设施实际需求的大小。因而,基于异质性偏好对供需关系进行调整有很强的实际意义,论文尝试基于居民异质性偏好拓展原有的供需匹配指标,旨在更精确的度量城市不同区位公共设施的供需关系,对设施评价与供应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