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中,以乡绅或地方精英为主的乡村治理机制维持了乡村社会的长久稳定,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介入极少,村庄内部主要依靠自治维系治理,这种模式促进了传统社会中资源有限的国家政权与封闭且稳定的乡村社会内部之间的平衡;建国初期,国家依托人民公社来对乡村社会的资源进行有效汲取,这种模式为我国初期的国家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国家以一种“全能型”政权的姿态存在,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极其有限;改革开放以后,村庄封闭且稳定的内部环境被打破,国家直接治理乡村的行政成本也逐渐上升,于是村民自治逐渐走向乡村治理的舞台并逐渐演化为“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少;进入本世纪,“压力型体制”和“运动式机制”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这虽然使得乡村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建设,但是也带来了治理效率降低、公共权力异化等多种问题。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机制满足了我国不同阶段的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为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进入后税费时代,基层政权悬浮化、村民自治异化、乡村治理资源内卷化、农村社会日趋凋零等现实问题时刻提醒着我们,既往的乡村治理机制已然不适用于当前乡村治理的发展,当前的乡村治理急切呼唤着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近年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三治融合以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弹性化的治理工具、协同化的治理结构成为了解决当前众多乡村治理“疑难杂症”的良药。因此,本文基于“经纪机制”这一概念,从我国当下乡村治理的实际出发,提出构建三治协同的乡村治理新“经纪机制”的构思。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始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经历了“精英治村”、“村干部治村”以及“多元化主体治村”的多个村治阶段;并且,战旗村处于城乡结合部地带,具备连接乡村资源与城市资源的基础;此外,战旗村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在发展过程中以农业发展为主,其他发展为辅,村庄的人员结构属于半熟人化类型,在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和村治方式从而实现了乡村振兴,可以说,战旗村的情况是很多相似村庄的缩影,具有典型性,而其通过完善自身村治结构的方式从而促进村庄实现乡村振兴的事例具有启示意义,可以为很多具有相似资源禀赋和现实条件的村庄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因此,本文以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为实证基础,首先分析该村既往的旧“经纪机制”的不足之处,即“地方精英”经纪机制下的汲取主义以及“村干部”经纪机制下的管控主义;然后着重从多元化治理主体、复合型权威基础、协同化经纪逻辑和公共性治理绩效四个方面来剖析该村当前的三治协同新“经纪机制”;最后总结该村三治协同的乡村治理新“经纪机制”所取得的成效,即村庄治理结构得以活化、资源汲取转变为利益平衡、管控倾向转变为协商主义,并对新经纪机制的理论延伸、政策启示以及展望做进一步的讨论。通过本文的研究,以期为具有相似场景的村庄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也从实证和微观的角度出发,为我国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