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是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导引和全球化语境的推动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话语运作方式，它以鲜明的性别意识为口号，试图打破、颠覆和解构在历史语境中一直居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文化体系，实现对文学史、思想史的改写和重新阐释。并且，它强烈地冲击了整个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使两千年来作为历史盲点的女性文化第一次浮出了历史地表，作为一个性别文化群体浮现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之中。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划过了一条鲜明的轨迹：从高潮到低谷。它在九十年代初呈现出一种枝繁叶茂的创作盛况，理论和创作互为阐释互相鼓励，通过对“叛逆和逃亡”、“性的颠覆”、“同性爱的神话”等主题的书写反抗父权制文化体系，寻找失落已久的女性真身，建构女性的主体性。并通过反传统的写作方式建构新的女性美学。九十年代后期，由于遭遇了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矛盾，女性写作陷入了一个女性写作陷入了失语困境。中国语境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对女性写作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反攻倒算”：在“菲勒斯审美机制”的控制下，“精英文化”窃取了女性写作的阐释权并成为其引导话语；商业利益驱使下的消费文化也对女性写作实施了遮蔽和改写。东西方女性思潮对话的断裂和理论的停滞也深刻地影响了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主义一贯追随的解构主义也使女性写作对“自我”进行不断的质疑和拆解，昔日明确而激动人心的理想和目标已变得疑窦重重，创作陷入了犹疑、凄迷和不断重复、缺乏创造性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