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安全研究受批判理论影响,其思想可以追溯到批判社会理论。从总体来看,批判理论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德国理想主义是批判社会理论的源头。从黑格尔和康德的道德理念扩展到社会理论,标志着批判社会理论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阶段。在该阶段,还出现了对现代文明和工业社会的批判,这构成第二种批判形式。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了批判社会思想最重要的综合,该学派系统地提出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的核心内涵是“解放的政治”。首先,“内在批判性”是理论固有的,是战略和战术性政治行动的基础,倡导创建共同体,以渐进方式推进政治“解放”。其次,“政治重构”通过社会文化“反霸权”和社会运动“反霸权”,以及创建新的制度安排和进行规范性选择,推进政治“解放”。总之,“解放的政治”是批判理论的核心内涵,内在批判性和政治重构是“解放的政治”的核心内容。从批判理论到批判安全研究,实际上是“解放的政治”与安全研究相结合,也即内在批判性和政治重构与安全研究相结合。其中,理查德·韦恩·琼斯(Richard Wyn Jones)和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琼斯倡导将“解放”视为批判路径的基点和平台,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认知,重视后主权政治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称为“解放”批判理论。考克斯认为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解放”缺乏理论和实践基础,不能挑战当代权力话语和政治结构,称为“反思性”批判理论。从批判理论到批判安全研究,琼斯率先将法兰克福的“解放”理论与安全议题相结合；其后,布斯进一步厘清批判安全研究的问题、主题和原则。考克斯认为,批判安全研究需要探究全球化时代下新的权力关系,要反思传统安全研究及其定义标准。批判理论对批判安全研究的启示就是要审视安全背后的政治观。布斯的政治观是“解放的政治”。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今天的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探究安全背后的政治理论,进而深化安全并关注安全的来源。具体来说,就要探究“人的安全”,将个体视为安全主体,并且促进人的“解放”。还要更加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实践,以及推进区域安全。此外,冷战中传统的多元安全需要被超越,然而从多元安全到“人的安全”的发展路径需要得到反思,它很容易服务于自由国际干涉主义。虽然,“人的安全”挑战了现实主义安全观,但是,将个体视为安全主体是双刃剑,其诸多安全议程需要得到谨慎对待和反思,它将整个人类活动纳入安全实践,太宽泛而无实质意义(substantive meaning),有可能在管理世界安全时存在风险。布斯(Ken Booth)倡导世界安全,是受到18世纪启蒙思想(Enlightment)的影响,关注进步和“解放”两个中心主题。他认为,安全理论者并非中立或客观,而是需要乌托邦思想,致力于让国际政治成为一种充满“可能性”的艺术。进一步来说,世界安全批判现实主义并且揭露权力伪装、社会压制及其内部机制,旨在推进权力自由和政治“解放”。具体来看,世界安全提出了批判安全理论,重新概念化安全研究,重新定义安全内容,提出“安全集合”这一安全概念。作者认为,布斯提出的世界安全,其本质是“想象的共同体”,在实践中创建“解放”共同体,例如地区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将国际公民身份视为“解放的政治”的起点,进而从规范、社会和实践维度创建共同体。作者认为,他所提到的政治共同体、地区组织和公民社会是可依赖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