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并购重组政策放宽的影响下,我国企业掀起了并购重组的热潮。由Choice数据库可知,我国企业2014至2016年并购重组的平均溢价率分别为655%、712%和862%,虽然平均溢价率在后续年度有所下降,但其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受此影响,近些年来我国企业账面上存在大量商誉。以沪深两个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例,它们的商誉余额由2014年的3346.69亿元不断增长至2016年的10509.49亿元,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在后续年度频频发生商誉“暴雷”事件,但201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余额还是高企在13000亿元左右,商誉减值风险不容小觑。因为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对商誉是否减值以及何时减值等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所以我国上市公司在商誉减值的计提时间方面拥有一定的选择权和腾挪空间。具体而言,上市公司可以有意延迟或者一次性计提商誉减值,即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由于现有文献对商誉减值的时机选择问题研究得较少,所以本文从该角度切入进行研究。除此之外,本文通过分析上市公司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可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从而抑制该类行为的产生。本文首先梳理了商誉减值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其次把准则弹性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最后依据相关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采用案例研究法进行研究。在案例公司的选择上,银禧科技有着账面商誉出现减值迹象却不计提商誉减值,接着在下一年度因为商誉减值迹象对账面4.90亿元商誉一次性计提减值准备的行为,而且深交所就其商誉减值行为曾多次发函问询其中的细节与合理性,因此本文认为银禧科技具有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的嫌疑并以它为案例公司进行研究。在证实银禧科技存在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之后,本文从手段、原因以及后果三方面出发对银禧科技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本文依据准则弹性理论对银禧科技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的手段进行了分析;其次,本文依据“商誉减值原因”相关文献以及盈余管理理论等对银禧科技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依据“商誉减值引发的经济后果”相关文献以及信号传递理论等对银禧科技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的后果进行了分析。经过案例分析,本文首先发现由于现行会计准则在商誉减值测试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化,且或有对价调整商誉金额的准则内容不够明晰,所以上市公司可以借助准则弹性来择时计提商誉减值;其次,本文发现上市公司择时计提商誉减值是为了完成公司及其管理层等的盈余管理动机,与经济因素等原因无关,上市公司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本质上是盈余管理行为;最后,上市公司择时计提商誉减值虽然能够带来一时的好处,但此举不仅会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还会在后期严重伤害公司的形象及财务状况,此外,该行为也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为了抑制上市公司择时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本文从上市公司角度、准则角度以及监管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