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利用文化学的方法,借助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理论,对本书中的“狂欢因素”及其对于德国文化、政治的譬喻进行分析。核心关注点为主角生活环境、个人性格及音乐创作中的狂欢因素与意义。其中主角成长环境中的诸多怪诞角色、个人性格里的冷淡叛逆性与他运用滑稽模仿创作的音乐所体现出来的突破性,都蕴含着巨大的颠覆性,而这个颠覆性和纳粹德国的“向世界突破”的颠覆性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类比关系,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而这个狂欢的“颠覆”既有其消极的破坏性的方面,同时也有其积极的创造性的方面,蕴含着新生与希望。破坏性体现在主角最后失去智性,同时他创作的脱离传统表达手法的康塔塔并不能为世人所理解,使艺术走向了孤独,而他的尝试突破的本身,却是应该赋予积极意义的,无论尝试成功与否,总是为新的艺术提供了一种可能和希望。而德国走向法西斯这一行径被喻为“投身魔鬼”,则更多是从消极的角度来阐释的,在及其不理智的状态下犯下罪行。且托马斯·曼的于二战中的创作活动也是狂欢颠覆的表现,他以流亡之身,通过艺术创作深入剖析了德国投入法西斯这一史实,揭示了德国民众的共有罪责(Mitschuld),同时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