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醒法师（1899-1952）是太虚大师的高徒,是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佛教上层僧人。他积极参与佛教事务,热衷兴办佛教期刊、僧伽教育,人际网络复杂,并曾赴日考察佛教,甚至在抗战沦陷期间与日伪方面合作。从大醒生平丰富的言论经历着眼,能够窥视出僧制革新、新式僧教育、民国佛教内部关系、中日佛教互动、抗战沦陷区的佛教等近代中国佛教的重要面相。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前后,外界对佛教冲击不断,大醒却呼吁对内整顿胜于对外声讨;他提倡将教产收归公有、改革住持选拔方式从而彻底革新僧伽制度,并且他通过创办《现代僧伽》杂志为鼓吹革新思想打造舆论武器。兴办僧教育是大醒革新佛教最突出的实践成果,他对于何为良好僧教育、如何振兴僧教育有着系统独到的见解,他将新式佛学院的办学模式运用于闽南佛学院,使闽院办学成果显著;1936年大醒住持觉津寺并开展僧教育,吸收现代化教育理念的同时保持丛林讲寺传统,给衰颓的苏北佛教带来了新气象,从中可见近代佛教教育在新旧交织、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道路中曲折发展。民国佛教内部关系是审视近代中国佛教不容忽视的面相,“新僧”与“新僧运动”的出现就与大醒密切相关,从大醒的言论中能够窥视出新派内部的多歧性、新旧派矛盾的焦点和冲突的根源;大醒与印光、虚云等典型旧僧的互动呈现出新旧派僧人之间融洽和谐的另一面,民国佛教内部关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大醒思想、经历中的日本因素十分重要,他于1935年赴日视察,对比中日佛教,处处体现出“以日为师”的中日佛教观;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醒在僧伽军训与宗教信仰之间摇摆抉择,民族主义观念逐渐代替佛教本位意识占据主导;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大醒在沦陷区颠沛沉浮却积极呼吁爱国,但几年之后他又走上与日伪密切合作的道路,抗战时期大醒的思想和行为体现出矛盾多变的特征,也由此可见特殊历史时期宗教被政治裹挟、宗教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变动时代的中国佛教在近代激荡的时局中呈现出纷繁的历史轨迹,大醒法师这位中国上层僧伽的言论经历同样具有丰富性,他与佛教、与时代的互动鲜明地展现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在理路,更深刻地呈现出宗教、政治、战争、民族主义等因素交杂的时代环境下近代中国佛教的复杂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