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署,清政府破除海禁,中朝两国开始全面通商。海上贸易合法化以后,直至1904年的二十余年间,中朝海上贸易总体上取得了可观的发展。大致以1895年甲午战争为分界点,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贸易缓慢向前,后一阶段贸易则飞速上升。这主要是由于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虽采取积极的对策发展对朝贸易,但两国在政治上仍属于宗藩关系,贸易发展受限;而甲午战争后,朝鲜转变为独立的国家,中朝两国贸易可自由开展,加之通商口岸的不断开放等诸多因素,使贸易渐渐扩大。在同一历史时空的东亚区域内,日本、俄国与中国的贸易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并且大致都在甲午战争后出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甲午、日俄战争皆对东亚四国的政治格局和贸易发展产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但总的来说,由于历史及自身发展状况等因素,中朝贸易在东亚贸易网络中处于弱势位置。近代的上海在西方经济的浸染下对外贸易已呈一派繁荣景象,因此有着便利海上条件的上海在1883年仁川开港后亦正式开始了与朝鲜的海上贸易往来。在1883-1904年二十余年间,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总体大幅度增长,但也以甲午战争为界,前一阶段缓慢发展,后一阶段高速发展。前阶段贸易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是贸易体制的限制以及交易物品种类较少等,而后阶段贸易高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市场进一步打开,朝鲜需要从上海进口更多的洋货,以及中朝关系的转变等,但此阶段发生的三次动乱也成为影响贸易的突出动因。在近代对朝海上贸易的几个主要港口—上海、烟台、天津、牛庄中,上海所占比重最大,且近代朝鲜所需的大量洋货依赖从上海进口,因此上海作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大港,不仅在中朝贸易中占据龙头位置,同时肩负着向朝鲜转运洋货的重要作用。朝鲜开港后,由于近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洋货的需求越来越大,其中英国棉布便是上海向朝鲜转运的主要商品,但19世纪80年代,上海棉布主要经日本的长崎转口输入朝鲜,到了 90年代以后,朝鲜便直接从上海进口所需要的棉布。高丽参也是中朝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大宗商品,甲午战争后随着烟台港的崛起,上海的高丽参多从烟台转口而来,进入上海的高丽参不仅在周边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奢侈品,而且经由上海转销到国内外其他有需求的地区。本文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1883-1904年的数据为基础,主要对朝鲜开港后的中朝海上贸易、上海与朝鲜贸易、上海与朝鲜的代表性大宗商品—棉布、高丽参贸易进行考察,试把握此二十余年间东方大港—上海与朝鲜间的贸易发展状况,并阐明上海在中朝海上贸易中的龙头地位及其所肩负的对朝鲜之洋货转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