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裁量不起诉制度包括了相对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两种类型,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复归社会、健康成长具有关键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面对既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也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情形,部分地区的未检办案人员偏向适用相对不起诉,致使附条件不起诉的预设功能无法得到发挥。本文在对相关文本规定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实践调研了Q市K区范围内两种裁量不起诉竞合适用的具体情况,同时分析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低的原因,并尝试对两种裁量不起诉竞合适用的完善提出建议。本文除引言、结语外,正文共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两种裁量不起诉竞合适用的规范解读。201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规定了“相对不起诉优先论”的基本原则,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从结论上看,为了满足“儿童的最大利益”或追求诉讼效率均不能成为支持“相对不起诉优先论”的理由,而这一观点本身也与教育原则存在冲突,因此,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是对两种裁量不起诉竞合适用现状的实践调研。通过统计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人数、比例,对未检办案人员进行访谈,分析典型案例,笔者发现:在Q市K区人民检察院,面对两种裁量不起诉竞合适用的情形,未检办案人员偏向适用相对不起诉,导致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率较低。第三部分是对两种裁量不起诉竞合适用现状的原因分析。对于未检办案人员来说,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措施过于繁重。同时,在以不起诉率为主要指标的业务效绩考核背景下,与相对不起诉相比,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并不会给未检办案人员带来额外的加分,甚至可能导致最终无法获得加分,而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空洞,流于形式,也没有为评估再犯可能性等事项提供实质参考,进而无法判断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必要性,加上目前相对不起诉的审批程序大幅度简化,缺乏监督,最终致使未检办案人员在面对两种裁量不起诉的情形时大量适用相对不起诉,不愿意附条件不起诉。第四部分是对两种裁量不起诉竞合适用的完善途径。首先需要明确两种裁量不起诉竞合适用的筛选原则,重新确立以审查未成年犯罪人再犯可能性为核心的“监督考察必要性”原则,取消原先的“相对不起诉优先论”原则。其次需要完善相应配套措施,具体来看,第一,要纾解未检部门办案压力;第二,要合力完善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措施;第三,要调整未检业务效绩考核的内容;第四,要规范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第五,要强化相对不起诉决策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