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促进了技术水平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同时也决定着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二十一世纪,我国需要的不仅是研究开发和设计人才,更需要高技术型人才(熊玲、李忠,2010)。近年来,国内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政府、企业和家庭都纷纷加大了在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投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到2013年期间教育经费数据表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率在2011年达到最高值21.94%,而后两年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到了2013年其增速只有5.92%。而中国产业信息网的《2013-2017年中国教育培训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战略咨询研究报告》中数据同样显示,我国家庭教育开支规模从2004年的3930亿元一路上升到2013年的9830亿元,但其增速却面临持续下滑,从2007年的18.80%一直降到2013年的5.47%。另外,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投资主体不得不独自承担这一风险,因此债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受到了抑制。面对目前国内巨大的人才需求,股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将部分风险由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转移到投资者身上,从而为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进一步上升提供参考。本文提出了股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并对实行股权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些必要条件进行分析。且分别在无融资约束与外生性融资约束下,将其与债权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人力资本投资量进行了比较。接着对股权形式人力资本投资的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分别考察了无融资约束、外生性融资约束和内生性融资约束下家庭财富累积的演化过程以及财产分布状况。然后,研究了违约惩罚力度的放松以及父代遗赠偏好的变化对分配效应的影响。最后,对国内一个股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案例进行分析,从而验证了股权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模型中的结论。通过梳理近期人力资本投资相关文献,以及对股权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股权形式人力资本投资案例的分析,我们主要得到下面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通过分析股权形式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发现在人力资本同质性和收入无风险的假设条件下,股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存在一定优势。无论是在无融资约束还是在外生性融资约束下,股权最优人力资本投资量都会明显高于债权最优人力资本投资量。且在外生性融资约束下,股权最优人力资本投资量与债权最优人力资本投资量之间的差距较无融资约束时会有所扩大。第二,通过对股权人力资本投资分配效应的研究,发现内生性融资约束不仅会抑制股权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也会通过遗产的代际传递影响家庭财富累积的速度。首先,在短期内,内生性融资约束导致市场参与者在幼年时期无法得到足够资金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得其在中年时期收入受损,在老年时期给后代留下的遗赠量下降。从长期来看,遗赠量的多少又直接关系到下一代融资约束的强弱,对于一开始就面临强融资约束的家庭来说,代际交替只会使得其面临的融资约束越来越强,其造成的结果就是低初始禀赋的家庭最终无法通过股权融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家族财富也就处于较低水平。而初始资源禀赋相对较多的家庭面临较宽松的融资约束,且随着代际传递其面临的融资约束也会随之弱化,因此家庭财富累积量自然也就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家庭财富累积量也就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第三,通过对模型假设条件的讨论,发现违约惩罚力度的降低会导致融资者违约行为的成本下降,因此市场中个体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变强,融资约束所对应的遗赠量上下界限都会有所上升,这就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进而加剧了家庭财富分布两极分化的趋势。另外,当父代的遗赠偏好从遗产量转向子代中年时期的收入时,市场中个体选择违约时遭受的损失变得更大,因此融资约束会变得较为宽松一些,这也就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受融资约束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缓解了家庭财富分布两极分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