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1.93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速达到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由此也引发了污染加剧、雾霾加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一直比较大,经济“脱实向虚”、产能过剩等问题互相交织,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培育新动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破解增长困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中国政府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突破增长瓶颈的重要抓手,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然而,创新体制改革渐入深水区,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科技创新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过程中陷入困境。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依然面临着创新投入、创新政策结构等方面的掣肘。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结构性背离。2004-2017年间,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年均增速达到18.5%,其中,来自地方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年均增幅达到11.3%以上,然而,中国TFP增速在这一时间段却呈现出整体下滑的趋势。由此引发了本文的思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增长困境的窗口期,持续加大研发要素究竟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加快创新追赶步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纳入创新生产活动的中间品生产环节,构建一个包含不同类型研发活动和政府创新追赶行为的中间品内生增长模型,进而推导出三者可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手工搜集2004-2017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基于Python语言的词频分析技术提取了政府对于创新的关注度作为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的一个核心代理变量,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和间接释放创新激励信号的作用。最后,本文采用空间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索了当前地方政府在自身创新路径和创新阶段下,应当采取的适宜性创新追赶策略。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相比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集约化水平一直处于最低水平。考察期内,全国范围内经济集约化水平呈现出下滑趋势,“领头羊”式的经济集约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越来越少,高质量增长“引擎”有所缺失。（2）相比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中国西部地区研发要素投入力度一直较小。考察期内,四种研发要素投入的增速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阶梯性下滑趋势。此外,投入模仿创新的研发要素出现多年负增长的态势,基础研究的要素投入增长率则在整体上明显高于其它三种创新投入。这也表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越来越意识到,推动高质量创新需要坚实的基础研究能力。（3）对创新的关注度在整体上呈现出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的态势。2014年之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被提到非常突出的位置,各级地方政府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释放出较强的鼓励创新信号。但仍然有一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创新活动给予足够的重视。各地区对创新的重视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且这种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4）作为研发要素的四种投入渠道,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要素投入规模均与经济集约化水平之间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可信。（5）纳入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后发现,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和间接性释放创新激励信号在四种创新模式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出异质性,前者主要体现为削弱倒U形关系的“延展效应”,后者则体现为强化倒U形关系的“压缩效应”。（6）针对倒U形曲线的运行轨迹以及创新追赶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创新支持所表现出的“延展效应”和“压缩效应”,本文提出了“前向压缩、后向延展”的适宜性创新追赶实施策略。为此,本文首先运用空间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识别出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力度和间接性创新激励信号释放强度的有效区间。进而计算出四种创新模式下研发要素投入规模的临界值。最后,在上述有效区间和临界值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构建了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方式矩阵。本文拓展了有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视角,相关结论既是对创新追赶战略的审视和反思,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效途径的一种探索,同时也为合理调控科技创新投入、规避“R&D崇拜”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