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产业技术革命的日益深化,使得制造业产业分工逐步细化,制造业的生产投入不断融入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务,全球制造业呈现出制造业服务化的新趋势。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转型升级密切相关,并对企业的研发、设计、咨询、销售等价值链增值环节造成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企业的服务投入业务拓展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内在动力,也取决于外部制度环境。因此,有必要构建服务中间投入、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明确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分析服务中间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究制度环境对服务中间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效应,以及制度环境对创新与服务业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和内在机制,并寻求如何利用服务中间投入来提升企业绩效表现的可行路径。有鉴于此,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严格遵循“问题凝练—事实描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同时采用模型构建和实证估计方法,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绩效表现的特征事实,从多角度综合检验了服务中间投入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价格加成、出口产品密度转换等绩效的影响,并将外部制度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探讨制度环境对服务中间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分析了基于服务投入国内外来源、不同服务要素投入和企业不同地区、贸易模式、及所有制类型下的影响差异等,探索如何进一步推进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提高企业绩效的思路与对策。主要回答了以下问题:在全球“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趋势下,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如何?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和价格加成的表现如何?企业出口产品密度转换特征如何?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服务中间投入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传导渠道是什么?影响效应随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是否存在差异?服务中间投入水平是否影响了企业价格加成率和出口产品密度转换行为?这一影响在基于服务投入国内外来源、不同服务要素投入和企业不同地区、贸易模式、及所有制类型下是否存在差异性?创新对中国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何种影响?制度环境对于这种影响效应的发挥是促进还是抑制?在服务业企业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背景下,这种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论文首先基于WIOD2016年最新公布的2000-2014年56个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各制造行业的投入服务化程度,以及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分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渠道和机制,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渠道。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呈U型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投入服务化对不同贸易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产生U型影响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和服务要素投入异质性的检验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存在贸易类型、所在地区、技术水平、所有制及服务要素投入间的差异。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成本降低和技术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的可能渠道。另外,市场化进程与服务业开放程度虽然整体上还未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但在市场化进程较快和服务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或行业,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将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服务会影响企业定价和成本,从而对价格加成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此,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价格加成率的特征事实,进一步考察了服务中间投入如何促进了企业价格加成率的提升,以及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性影响。上述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企业价格加成率的提升,通过识别服务投入国内外来源的检验发现,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强将显著促进企业价格加成的提升,而国外服务投入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显著为负。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异质性的检验结果表明,运输服务投入、信息和通信服务投入,以及专业科学技术服务投入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显著为正,而批发零售服务投入和金融保险服务投入的影响均不显著。区分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以及企业是否出口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价格加成率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机制发现,成本降低和技术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提高企业价格加成的可能渠道。企业出口多种产品是对外贸易领域的一种常态,企业内产品转换行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且对贸易结构、贸易增长和贸易利得都有着重要影响。针对多产品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本文以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合并匹配的制造业出口企业为研究样本,测算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要素密度转换情况,识别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产品的要素密度转换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要素密度转换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和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以及聚焦于中国各地区和行业的制度环境,探讨制度环境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产品密度转换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密度种类的变动,且更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出口要素密度种类更高的产品。服务中间投入对企业出口产品密度转换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依赖于服务要素投入种类、服务投入国内外来源、企业贸易类型、所在地区、所有制类型等。出口产品要素密度发生转换及出口产品要素密度的上升,有助于企业价格加成水平的提高。企业出口产品密度种类发生转换及各类变动,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此外,通过纳入外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和服务业开放程度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要素密度上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最后,基于中国转型经济下独特的制度环境背景,本文进一步根据世界银行2002和2003年及2012年发布的中国服务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经济转轨过程中创新对服务业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及制度环境因素在两者关系中起何种作用。研究发现,创新会带动企业TFP的显著提升,这与我国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一致。进一步地,考虑到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服务业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差异性,考察了制度环境对创新与企业TFP关系的影响,发现制度环境对服务企业创新所带来TFP的提升具有一定调节效应,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创新对服务企业TFP的促进作用。其中,政府干预程度、企业非正常支付和融资约束对创新与企业TFP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而法制环境、服务业开放程度对创新与企业TFP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此外,制度环境对服务业企业创新与TFP的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当制度环境高于门槛值时,创新会显著促进企业TFP的提高,而当制度环境低于门槛值时,创新对服务业企业TFP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甚至会起到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