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倍受世界瞩目。在发展的诸多领域里,政治发展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国际上有关政治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有着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尽管这些理论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它们在很多方面还是与我国的国情不尽相合。环顾海外发展政治学家,既真正熟悉中国文化,又精通政治发展理论学者很少,白鲁恂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位。作为美国政治学会和比较政治委员会的前主席,白鲁恂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位重量级学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白鲁恂在中国倍受冷落,除了在政治文化领域略被提及,有关他的研究寥寥无几。然而,生在中国的白鲁恂对中国的政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是第一个不拘泥于意识形态而把社会主义中国当作发展中国家来理解的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可谓是见解独到。因此,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上是不能忽略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研究成果的。从研究领域上看,白鲁恂的研究涉及了比较政治、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尽管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在国内鲜有介绍,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展现出美国比较政治委员会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事实上,白鲁恂的政治发展研究往往被其政治文化方面的成就所掩盖,然而,作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白鲁恂的前半段学术生涯都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心理研究范式。这种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通过从文化社会化的视角考察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者的典型人格及其成因来获得对转型社会政治发展的病理学诊断,它本质上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纯粹的政治文化研究,但与政治文化研究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为白鲁恂后期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这种文化心理的研究方法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因分析和帕森斯的文化主义人格分析为基础,结合了埃里克森的人格渐成学说与拉斯韦尔有关政治人的精神病理学诊断,通过考察普世文化在向非西方世界扩散时所引发的人格再生产紊乱的情形,对非西方世界社会转型的政治动荡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对这样一种解释力与局限性都可能较大的理论范式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于一种简单的理论复述或要点概括,而应该从其理论基础、构成要件、逻辑主线等诸方面加以彻底的检视与分析。最终,对白鲁恂文化-心理范式的分析和批判足以形成下面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尽管文化-心理范式因使用了比较简单的文化决定论模型而招致批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文化、人格等因素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相联系的角度出发,人们很容易发现政治发展不但不只是政治系统能力的提高,而且也蕴含着独特的合法性逻辑,这是与生活世界自身的合理化进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反抗分不开的。因此,作为生活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文化、人格就不能被简单地排除在政治发展研究之外。但是,文化、人格等主观要素能否被加以客观化运用,以及文化对象能否被等同于物理对象即采取文化物化的处理方式则是分析中另一个着力展开的理论探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