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清初以来,如何寻求《易》的重新阐释,业已成为清代学者努力的方向。或以义理解《易》,或搜罗汉儒的成说,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程廷祚早年从他的岳父陶寙那里得晓颜元、李塨的思想,随后在汲取二者思想的基础上,兼综各家之长,尤以程颐、朱熹、李塨等人的思想为重,最终自成一家之说。程廷祚的易学成果除了早期的《读易管见》、《易通》之外,尚有晚年的《大易择言》一书。《易通》与《大易择言》二书在思想大旨上虽然一致,但也有差异所在,后者专从六条编撰之法、思想义例两方面来研究百家之说。《大易择言》的编撰体例主要是源自于方苞的倡议,即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除此之外,程廷祚又于学者观点之下加上自己的愚案。至于书中的思想义例,程廷祚又从几个方面寻求经传文的阐释,一以健、顺、动、入、陷、丽、止、说为八经卦的本义,二以反对解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三稽六位以贵贱,四以本爻解释六爻的本义,五以《彖》、《象》二传为宗,以传从经。通过分析研究书中内容可以发现,程廷祚在坚持以经解经的治《易》原则基础上,不取互体、图书诸说,专以人事解《易》,不废象数,又以义理为宗。程廷祚在对颜、李学术思想继承的同时,其对经典的阐释逐渐发向了偏离,诸如其对程颐、朱熹的经学思想即持以折中的态度,从早年的批判乃至到后来的认可,很明显,在学术立场上程廷祚已经和颜元、李塨很不一样,这不仅意味着颜、李经世致用思想的削弱,也更加说明程廷祚在“解经是非”上越走越远。由当前的史料来看,程廷祚并不算是颜元、李塨的弟子,他早年的时候虽然曾致信李塨,希望跟随李塨学习,但是在李塨的文集中又仅仅是将程廷祚视为学术交流的一个朋友,而在程廷祚的文集中也没有相关方面的记载,为此,程廷祚虽然曾经受到颜、李学术思想的影响,但他在中晚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术体系,即由“六经注我”走向了“我注六经”。不可否认的是,程廷祚易学思想中的扬弃观始终是建立在对原始儒学的阐释与认同上的。与《易通》仅被收录在易类存目不同的是,程廷祚的《大易择言》应当是《四库全书》所收录的义理派易学著作比较晚的一本,可谓是清前中期义理学易学著作中具有总结性的一部成果。因此,透过《大易择言》来考察程廷祚易学思想的主要特征,重新定位程廷祚在清代易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肯定他在历史时势影响之下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极具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