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体系构成和政策过程的行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独特的政治现象。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央提出扩大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发展目标。如何认识和解释、如何积极应对这一独特的政治现象成为当前紧迫的课题。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实质上是这一阶层的利益表达过程，其中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于国家而言，以政治安排的形式把私营企业主纳入了现存体制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工商联等形式的政治参与都是制度性的，通过这种正式的政治参与，国家约束、规范和控制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活动。执政党提供给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机会是有限的，在正式政治参与体制的框架内，民主化仅仅是口号，通过人大、政协、工商联等组织安排，执政党把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纳入了可控的范围，体现出了一种超经济强制力量。于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言，他们为了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而甘愿被吸纳进现存政治体制，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实现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诉求。正式政治参与成了非正式政治参与的桥梁，私营企业主阶层建立了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他们政治参与的职责就是“帮忙不添乱”，他们会寻求与现行政治体制相契合的行动策略，在正式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积极参政，关注社情民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他们不可能得罪政府；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非正式的政治参与，积极拓展个人网络，与地方政府官员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是他们的策略重点所在，通过这样的过程实现了执政党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关系性合意。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关系性合意的达成，从积极面讲，这有利于宏观政治的稳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行政吸纳政治”的策略使得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成为行政领域内基于力量的利益博弈。腐败、微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社会阶层差异是这场博弈的副产品。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是在西方意义上的“次级社会团体”缺位的背景下进行的，“次级社会团体”的缺位，导致了私营企业主正式参与的表面性、非正式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生存。发展社会组织、建立均衡基础上的利益表达体制是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可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