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改革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是一种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革理论，倡议建立一种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重要的社会改良学说，田园城市理论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学的产生和发展。本文把对田园城市理论的关注视角从西方扩大到东方的近代中国，就“新潮”的田园城市理论如何通过当时中国市政学者的积极引介而传入中国，以及它对民国时期市政学者的城市理念以及当时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市政改革运动普遍开展，大量吸收西方最新的市政体制和城市规划建设思想，成为这一改革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当时的田园城市理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也渐入中国。曾在国内外大学里学习市政学或相关相近学科的新型市政学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积极地把田园城市理论引介到中国，希冀改善每况愈下的城市生活环境，防止中国的城市建设重蹈西方城市过去因“激进进展”而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覆辙，打破城市与乡村两者发展相互隔离的状态，实现二者的平衡发展，此外，还可应对新的战争形势下城市防空的需要。市政学者们积极宣传和引介田园城市理论的同时，提出了详细的田园城市理论的实施计划。然而，他们的实施计划只是在片断式解读和简单套用霍华德田园城市模式的基础之上，对其物质技术形态和西方其他一些市政改革潮流成果进行拼筹的结果。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霍华德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社会城市”的社会改革思想。当然，田园城市理论的出现和他们的田园城市市政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市政学者的市政理念。他们极力呼吁对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视，以保证中国城市发展沿着科学健康的道路进行，强调分散主义原则和对城市进行功能的分区规划，开始注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反对城市繁荣发达、乡村破败落后的畸形发展状态，注重城市里公园、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等等。在欧美先进的市政理论对中国市政改革运动的“合力”作用下，田园城市理论在民国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局部片段式的“田园城市”印迹，主要体现在民国时期主要城市的规划建设方案的制定、新村建设、城市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开辟等方面。就总体影响而言，一是城市新区的规划，这与霍华德避开日益膨胀的伦敦市区，在郊区进行莱切沃斯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的建设做法如出一辙；二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的城市规划多主张分散主义，这又显然与田园城市理论及源于田园城市理论的卫星城市、有机疏散、邻里单位等分散主义的规划理论密切相关。而民国时期各地所进行的“新村建设”和城市“模范住宅区”建设、城市绿地系统的详细规划和布置及其取得的一定成效，则是时人对田园城市模式进行了局部解读和仿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