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投资者情绪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Fisher&Statman，2000；Brown&Cliff，2005；Baker&Wurgler，2006，2007)。那么由投资者情绪导致的股市错误定价会对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带来影响吗？传统的投融资理论都是建立在有效市场的假设基础上，认为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投资者能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正确估值，即股票价格能正确反映公司价值。股票价格对公司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代表的公司基本面价值或未来投资机会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公司投融资行为与投资者情绪无关。然而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在现实经济中由于有限套利和投资者非理性的存在，股票价格会系统地偏离其基本价值(Shleifer，2000；Hirshleifer，2001)，并且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融资(Baker&Wurgler，2002；Chen&Zhao，2004；Welch，2004；Huang&Ritter，2005等)和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Baker，et al.，2003；Chirinko&Schaller，2001，2006；Goyal&Yamada，2004；Gilchrist，et al.，2005；Dong，et al.，2007；Polk&Sapienza，2009等)。　　 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中国股市在过去20年里取得了巨大发展，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与日俱增。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股市的成熟度和完善程度还相差甚远，市场参与者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导致市场总体的投资者理性程度较低。另外，与成熟市场不同的是，中国市场上存在卖空约束，从制度上加剧了投资者的不完全套利，并最终加剧了投资者的非理性。总体而言，中国市场上的投资者非理性程度较高，公司股价常常随着投资者情绪剧烈波动，并严重背离公司真实价值，股市错误定价现象长期存在(Allen，et al.，2005；Wong，2006)。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导致的错误定价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及投资行为吗？其作用机理是什么？如果股市错误定价会影响公司的决策行为，那么该影响的经济后果是什么？一定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吗？　　 为了探究以上问题，本文基于投资者非理性和管理层理性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特殊制度背景，研究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导致的股票市场错误定价对公司投融资决策的影响机制及其对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和财富分配效应的影响。本文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介绍本文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指出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等。　　 第二章为文献回顾和述评。本章分别从投资者情绪及其衡量方法、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决策(包括真实投资和兼并收购)的影响研究、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融资决策(包括股票发行/收购、债务发行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等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第三章将股权融资途径和迎合途径结合起来研究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首先，从总体上检验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然后，检验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具体影响途径，是通过迎合途径还是股权融资途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若两个途径都有影响那么哪个途径的影响更为突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分别检验投资者视野、融资约束、公司错估程度、投资水平以及所有权性质对公司投资一投资者情绪敏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的投资显著正相关，投资者情绪对投资的影响既通过股权融资途径也通过迎合途径，但以迎合途径为主：投资者越短视、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公司股价被高估程度越高、投资水平越高，公司投资对投资者情绪的敏感度越高。　　 第四章从过度投资的视角检验投资者情绪影响公司投资行为会给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带来何种影响，是否会造成非效率投资。首先，借鉴Richardson(2006)的方法构建过度投资指标。然后，实证检验投资者情绪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以探究投资者情绪的高涨是否导致公司过度投资进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最后，分别从自由现金流量和负债率角度研究股东-管理层代理冲突和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如何影响过度投资对投资者情绪的敏感度，并考察融资约束及公司自身的错估程度会如何影响过度投资与投资者情绪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自由现金流量和公司错估程度会强化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而负债率和融资约束会抑制投资者情绪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其过度投资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较小。　　 第五章从投资者情绪视角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增发方式选择，并进一步考察对于已选择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而言，其发行比例是否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增发方式选择有显著的影响。投资者情绪较高时，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公开公开增发方式，反之，投资者情绪较低时，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定向增发方式；上市公司增发前的盈利能力越差，其选择定向增发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更容易选择定向增发方式；股权结构和信息不对称对增发方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对于选择定向增发方式进行股权融资的公司而言，其增发比例会受到投资者情绪显著为负的影响，当投资者情绪较低(高)时，上市公司的增发比例较大(小)，说明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过程中可能确实存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或机构投资者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　　 第六章从二级市场定价的视角研究投资者情绪对定向增发折扣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大股东机会主义与定向增发折扣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定向增发折扣率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大股东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对定向增发折扣率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者情绪会强化大股东机会主义对定向增发折扣率的影响，即投资者情绪越高涨，定向增发折扣率受大股东机会主义的影响也越大，进而大股东利用定向增发途径进行利益输送的程度也越高。　　 第七章为全文总结，介绍本文的主要结论，同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进一步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要创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于现有文献大多从单一途径(要么从股权融资途径，要么从迎合途径)研究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在中国市场上首次系统地将迎合途径和股权融资途径两者结合起来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　　 第二，不同于现有文献主要研究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水平(总量)的影响，本文除了研究投资者情绪对公司层面投资水平的影响，还从其产生的经济后果来研究投资者情绪是否导致了投资的非效率。　　 第三，不同于现有文献关于投资者情绪与SEO增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投资者情绪对SEO时机选择的影响，本文投资者情绪视角研究了公司如何在定向增发方式与公开增发方式之间选择，拓展了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研究视野。　　 第四，不同于现有文献主要从一级市场定价的视角研究定向增发折价问题，本文从二级市场定价的视角研究投资者情绪对定向增发折扣率的影响，并揭示了投资者情绪如何强化大股东机会主义对定向增发折扣率的影响。　　 第五，本文改进了投资者情绪指标的估算方法。根据以往文献中对投资者情绪指标衡量的局限性，以及我国股市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根据Rhodes-Kropf，Robinson&Viswanathan(2005)分解M/B的方法构建一个相对纯净的衡量投资者情绪的代理变量，此变量剔除了M/B中包含的增长机会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