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挽救了美国金融系统,缓解了其实体经济下行的压力。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各项政策指标达到预期水平,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发生,美联储于2014年开始退出量宽并开启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并于2014年9月提出了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原则和计划,以加息和减少证券持有量为主要方式,力图实现利率正常化和资产负债规模正常化。从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直至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的开启和推进,美联储的每一次货币政策调整都对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显著溢出效应。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逐渐增强,我国资产价格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变得更为敏感,因此,本文旨在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资产价格的溢出影响。本文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理论分析,选取了资本流动、汇率和利率作为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资产价格溢出影响的传导渠道,以联邦基金利率和资产负债规模作为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变量指标,采用TVP-VAR模型实证分析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对我国股价、房价以及债券价格的溢出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缩表均对我国资产价格产生显著溢出影响,且二者具有一定的差异,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资产价格的溢出影响更为显著,但持续时间较短,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的变动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温和而持久;我国股价和房价对美联储加息、缩表的响应程度更显著,而债券价格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响应程度明显较小,但在我国金融领域加速开放的背景下,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逐步开放,债券价格对美联储加息、缩表的响应逐渐显著;美联储加息、缩表经由资本流动渠道对我国资产价格的溢出影响最为显著,但这一影响逐渐减弱,折射出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取得成效;利率渠道对美联储加息、缩表溢出影响的传导相对稳定。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最后从三个传导渠道以及我国资本市场自身的改革深化这几个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