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并明确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前,全国已形成东(上海、天津)、中(长株潭、武汉)、西(成都、重庆)互动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格局,这也意味着我国正式拉开了“两型社会”建设的序幕。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而是以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最终目的。“两型社会”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目前已在产业,财政、税收等多方面努力,但是从土地领域上讲,由于其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且当前的资源数量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确实构成了严重制约,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缺乏和环境恶化将进一步加剧；由此在“两型社会”的建设中,土地资源应该是有所作为,而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角度来探索建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进行基于“两型社会”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在系统分析“两型社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复合系统的概念、结构和功能以及“两型社会”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相关含义、特征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两型社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和目标层次,通过建立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体系,并从空间区域和时间序列演变两个方面对评价体系进行实践论证,提出该区域在中长期“两型社会”的建设中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对策,这些无疑对“两型社会”视角下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理论研究,加强评价体系和评价理论的内在联系,和制定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且对“两型社会”建设探索道路积累经验、优化和协调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把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典范将具有重大的应用前景和实践意义。并取得了以下成果:　　 1)“两型社会”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有着相通的理论基础　　 “两型社会”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遵循自然规律,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两型社会”的理论基础概括起来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资源环境生态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在维持并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容量的前提下,遵循开发利用和整治保护相结合的原则,适度、充分并集约高效地利用土地,在持续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实现土地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可持续发展论、系统论、生态经济学理论以及环境承载论等；由此看出,土地作为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土地可持续利用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存在许多契机点,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无论是对“两型社会”建设还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土地可持续利用都是有益的补充。　　 2)“两型社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系统　　 “两型社会”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系统其实与传统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系统并无本质的区别,前者只是在土地可持续利用系统的基础上更突出资源的稀缺性和的内涵,是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可持续利用系统,因此“两型社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下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由土地利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生态属性所形成土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相互结合并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以“两型社会”作为总系统来讲,它至少包括了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资源系统、环境生态系统4个一级子系统,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个二级子系统理应归属于资源利用系统,同时“两型社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结构内部必然包括土地生态环境子系统和土地利用社会和谐子系统、土地经济子系统3个二级子系统,加上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形成4个二级子系统以及若干三级子系统/要素的结构。“两型社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的整体功能即为“两型社会”系统的良性发展。子功能包括土地利用经济持续增长功能、土地生产力发尉集约利用功能、土地利用生态调节和维护功能、土地利用社会和谐与进步功能这四大功能。　　 3)基于“两型社会”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建立和计量方法的选择　　 指标体系是指若干个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所组成的有机体,服务于评价的目标。度量或评价“两型社会”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是一个涉及到各个方面的连续过程,采用一个或几个指标不足以分析和评价“两型社会”的土地可持续利用问题的,所以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去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本文依据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科学性与客观性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可操作性与可比性相结合等原则,首次初步地提出了具有一定层次结构特征的土地经济两型化、土地资源集约化、土地环境生态化和土地利用的社会和谐化4个方面39个指标评价基于“两型社会”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为实证分析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平台。　　 分析和评价研究区域的“两型社会”土地可持续利用状况如何,除了进行定性的描述和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对其进行定量描述和定量分析。本文首先采用从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包括幅度变化和速度变化)、土地利用的结构变化、景观结构变化等方面入手,对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以初步体现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其次,引入综合评价法来反映包涵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在内的“两型社会”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这一复杂系统,把考察“两型社会”特性的经济两型化、资源集约、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和谐各方面情况的指标综合起来,较全面地反映研究区域的“两型社会”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综合情况；再次,为了综合评价的需要,本文引入因子(主成分)分析法,在减少分析指标的同时,尽量减少了原指标包含信息的损失,以对所搜集的指标做全面的区域分异分析和总体趋势评价；再次,为更好地验证因子(主成分)分析法所提取出来的影响“两型社会”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因素,本文还运用了相关分析法来反映指标层的指标对准则层的影响程度；最后,在对人为的区域分异特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为说明土地可持续利用状况的区域分异特征,本文运用了聚类分析法进行验证,借以消除前面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主观影响。　　 4)基于“两型社会”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应用　　 将“两型社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应用于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本研究中的基于“两型社会”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判断城市群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真实状况并能够发现影响城市群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　　 具体而言,通过实证发现,影响“两型社会”土地经济两型化状况的因素主要有地均劳动生产率、工业用地效益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用地值,影响土地资源集约化的因素主要有地均职工数、建设用地生产率、农用地生产率、地均固定资产和地均财政支出,影响土地环境生态化的因素主要有森林覆盖率和旱涝保收指数,影响土地利用社会和谐化的因素主要有社会需求满足度、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耕地面积。　　 “两型社会”建设的初期,城市群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区域差异较明显,第一层次是湘潭市区和长沙市区,综合利用指数较高,处于可持续利用阶段；第二层次是株洲市区、韶山市、炎陵县,处于可持续发展阶段；第三层次是醴陵市、宁乡县、望城县等其他10个区域,处于可持续起步阶段,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最差。简言之,在“两型社会”建设的第一年,城市群的大部分县区(市)土地利用处于可持续起步阶段,占城市群的66.67％；土地利用处于可持续利用阶段的县区(市)仅2个,为湘潭市区和长沙市区,土地利用处于可持续发展阶段(即初步可持续利用阶段)的主要有株洲市区、韶山市、炎陵县。并以行政区域为评价单元的个体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结合系统聚类方法,把长株潭城市群15个县区(市)划分为五大类,并分别命名为:东部可持续发展相对均衡区类型、中部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较高的可持续发展相对不均衡区类型、西部可持续发展相对滞后区类型、北部资源环境水平较低的相对不均衡区类型、南部社会和谐水平和资源环境水平较高的可持续发展相对不均衡区类型。　　 从整体来看,在1999-2008年这10年间,城市群的土地利用状况1999-2004年处于可持续起步阶段,2005年以后城市群的土地资源利用情况逐年稳步发展,2005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2006-2007年处于基本可持续利用阶段,2008年(刚开始“两型社会”建设的第一年)开始进入了可持续利用阶段；从总体上来看,土地资源可持续综合利用水平随着时间迅速提高,形势渐入佳境,这是“两型社会”建设所取得的初步效果；但对于这种时上时下的跳跃式或波动式增长也说明城市群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发展可能受到多种系统内部不确定、不均衡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具有不稳定性。从内部来看,土地经济两型化指数、土地资源集约化指数和土地利用社会和谐化指数在波动中逐渐上升的态势,但土地环境生态化指数在波动中逐渐下降的,这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倡导人-自然-生态和谐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严重抵触。　　 5)促进“两型社会”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战略对策　　 针对综合分析结果,并按照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本文从制度创新、政策建议两方面提出了促进“两型社会”土地可持续利用和“两型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创新与相关政策建议。即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和承载体的土地资源为“两型社会”建设服务,应从建立土地利用调控机制、建立新型土地评价机制、制定利用方式调整机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调整产业结构、确保耕地和粮食安全以及保护土地生态等政策方面逐步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