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解释通常强调“厂商区位选择”的微观基础，但由于存在众多诸如“知识溢出”和“外部性”之类的问题无法处理而削弱了理论解释的效度和政策干预的效果。受熊彼特理论的启示，本文认为“个人职业选择”理论更能解释地区间经济的分异。原因在于“个人职业选择”理论能够将社会资本纳入分析之中，即认为地区间创业水平的差距是由于不同地区内促使个人转变为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的不同。为此，本文在分析地区间创业差距的形成时，提出了一个基于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　　地区间创业水平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人选择创业，而那个地方没有？”的问题。而社会资本的作用就在于能促使单一的创业个人现象最终演变为区域现象。因此，地区内往往会出现创业家的大量集中供给。但问题不仅于此，由于地区内对创业家需求的不同，高水平的地区创业现象最终会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分别经由“渗入路径”和“浸出路径”而产生。于是，高水平创业地区与低水平创业地区的同时并存，地区间创业差距也最终得以形成。　　本文通过宏观、微观数据和田野调查，对上述框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与检验:　　1，在中国，无论是机会型创业还是生存型创业，其差距在1993-2008年间有缩小的趋势，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差距的趋同更为明显。在差距的绝对水平上，机会型创业的差距明显高于生存型创业差距，即中国的地区间创业差距主要是地区间的机会型创业差距。在影响不同类型的地区创业差距的因素中，无论是影响的绝对水平还是影响程度的变化趋势，社会资本都与人力资本、金融条件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一样是影响地区创业水平差距的重要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今后中国地区间人口的更进一步自由流动，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可及性的不断趋同，决定地区创业差距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将会更加凸显。　　2，以金融约束为代表的资源约束对创业者的行为具有切实的阻碍作用。无论是在“是否选择创业”和在“创业层次的选择”方面，会融约束都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而在缓解创业的资金约束方面，社会资本则具有积极作用。但与已有的观点多认为“正是依靠社会资本的作用，非正下规金融部门能够很好的缓解创业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所不同的是，本研究表明:与社会资本作用于非正规金融部门进而缓解创业资源约束相比，通过社会资本作用于正下规金融部门实际上是中国创业者们缓解资源约束的主要手段。　　3，在宏观水平上，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内涵的信任同样影响着地区的创业水平。通过对中国12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1)无论是地区的机会型创业水平还是地区的生存型创业水平都与地区社会所形成的普遍信任显著正相关。普遍信任程度越高，地区创业水平越高;(2)特殊信任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地区创业水平具有不同的作用。总体上来看，对机会型创业来说，由于特殊信任的“补充效应”超过“替代效应”，因此地区特殊信任程度与地区机会型创业水平正相关。即越是讲求“关系”的地区，越有利于机会型创业;相反，对生存型创业来说，由于特殊信任所造成的“补充效应”弱于“替代效应”，因此地区特殊信任水平与地区生存型创业水平负相关，即越是关系盛行的地方越不利于生存型创业。　　4，在微观的作用机制上，本文利用东风村的个案分析表明:作为社会资本主要形式的社会网络从识别创业机会和动员创业资源两个方面可以帮助个人由潜在创业者转变为实际创业者。同时人所形成的网络必然依附于一定的空间，因此得益于社会网络这种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高密度的创业活动必然表现为空间上的聚集。大量的创业家集聚于同一空间，即创业发展的“渗入路径”。　　5，社会网络结构对地区创业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在对进行复印创业的湖南新化人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有利于创业机会的快速传播，大量的创业者进入某一市场。另一方面，边界闭合的网络使得现有创业者难以发现更多的、新的创业机会。因此，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市场的“天花板效果”得以出现，创业家的空间流动成为理性选择策略。从而出现某一地人口大量外出创业的情形，即地区创业发展的“浸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