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的国有资本,其收益状况,关系到全民福利能否有效改善。国有资本收益低下是制约我国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和全民福利改善的主要障碍。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及成本收益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探讨造成国有资本收益低下的内在原因。运用EVA分析法评价国有资本绩效后发现,不管是总体国有企业,还是其中最优秀的中央企业,多年来提供的EVA(经济增加值)均为负值,表明经理层非但未给股东创造财富,还在损害股东财富。运用因素分析法对杜邦模型的分析表明,股东财富被损害的首要原因是国企资产周转率低下,其次才是销售利润率偏低,国企高负债非但不是企业的包袱反倒对企业绩效有正向贡献。资产周转率低下反映了管理层懒政,销售利润率低表明销售成本费用率尤其是管理费用率过高,反映了多层级高成本代理的现状。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国家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等进一步分析表明,懒而又贪的经理层,之所以能长期不给股东提供必要收益又能长期代理国有资本运营,是国有资本权力错配的结果,是股东无力行使控制权状态下经理凌驾于股东之上自行股东权的结果。国有资本权力错配,源自国有股东所有权虚泛化。“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和政企不分的资本运营体制,进一步强化了经理权而弱化了股东权。通过资本权力错配,经理层有机会通过负债经营攫取债权人利益,通过普通股股权融资偏好和上市融资攫取广大中小股东利益,通过高职务消费及高薪酬等形式,攫取包括国有大股东在内的一切利益相关者利益。股东利益被懒惰的经理层耽搁、被部分贪婪的经理层盘剥,是造成国有资本收益低下的主要原因。国有资本权力错配,可能引发国有资本低效长期化、高成本代理常态化、资本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资本化以及全社会范围分配不公剧烈化。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必须重置资本权力,强化股东(那怕是非国有股股东)控制权,恢复股东与经理人之间应有的“东伙关系”。国有资本兼具逐利性、公益性特征,但同时产权主体高度泛化和虚化。同时适应国有资本三大特征的重置资本权力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国有普通股转优先股。即国有股东放弃本就无法行使的控制权,得到固定且优先分配的收益权,通过“权利互换”,让真正有激励行使控制权的非国有大股东运营企业。分析表明,国有股转优先股后,拥有控制权的非国有资本在追求自身收益和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国有资本可通过“搭便车”和契约保护,也达到收益和价值最大化,进而社会资本收益和价值达到最大化。为防止这种“权利互换”可能出现的非国有股东及其经理侵吞国有优先股利益或过分逐利违背公众利益或国家安全,在国有股转优先股时应设置一股拥有“一票否决权”的“黄金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