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作为经济活动分布的一种地理特征,被认为是一国(地区)生产率和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产业集聚不仅仅是单一产业在地理上不断集中的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相关产业的协同集聚,表现为相关产业价值创造活动的深度整合。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已分别呈现较强的集聚化态势,但在价值链整合层面,关联产业的企业间价值创造及创新机制的协同效应并不显著,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产业集聚的竞争力效应,也对区域间产业协同集聚乃至城市间分工协作机制的运行形成阻滞。因此,以更广阔的跨区域视界,多维度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动力机制和生成路径,对拓宽和深化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空间、对充分发挥我国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效应、对微观经济组织拓展价值链网络并合理有效地嵌入集聚经济圈的战略选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直接的应用价值。产业集聚论题最早可追溯至马歇尔(1890)对产业“杂居”问题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兴起则为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研究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产业协同集聚的机制及其效应成为研究的重点。沿着这一研究方向,国内外学术界在产业间协同集聚度的测算与区域间产业集聚比较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在产业维度与空间维度之间并未形成稳定的“交集”,特别是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跨行业协同集聚方面存在理论盲点。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产业联动与空间协同定位等特征性事实的经验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具有产业和空间双重属性,而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传导的特质,决定这种传导效率的则是制度变量。基于此,本文架构了一个由“产业——空间——制度”三构面所形成的理论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内,作者以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理及效应解构为重心,刻画产业间协同集聚机理的决定因素,试图深度解析关联产业间跨区际协同集聚的内生性机制。其中,理论分析层面主要借鉴Venables(1996)的垂直关联模型(CPVL)并引入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通过模型推演,从中间投入品与产业关联的角度诠释协同集聚形成的生成条件。实证分析层面,考虑到产业集聚研究的适宜区域层次不宜太高,故以长三角地区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基于2005年—2012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两位数行业代码样本数据,综合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联立方程SUR估计、SEM模型和动态面板回归等计量分析方法展开相应的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简要概括为:(1)规模经济、价值链匹配、空间临近、商务成本节约、制度支持等构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从产业、空间联动演进为协同集聚的主要条件,但具有明显的行业与空间异质性。其中城市规模在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及其效应更替过程中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2)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呈现出一定的拟合态势,但产业关联度强且空间集聚度高的行业组合配对占总组合配对数的比例仍旧偏低,多数城市还处于协同集聚互补效应与挤出效应(双重效应)并存阶段;(3)体现需求关联的制造业可获得性对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体现成本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可获得性也对制造业的区位选择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但相对而言后者的影响程度会更大一些。其中,交通运输和通讯业的发展对两大产业的空间联合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4)产出关联、知识存量都对产业协同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中心城市的辐射方面,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要大于上海这一特大中心城市。在特定城市空间内,存在一个均衡租金水平使得协同集聚双重效应的协调度最大,这也内生出一个最优城市规模使得双重效应协调度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关系,特别是疏通了产业属性和空间属性之间的传导过程。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尝试将产业、空间和制度三构面进行整合并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中来,并基于行业与空间异质性验证了相关因素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关系与作用强度,明晰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内生机理,避免了整体分析不够深入的缺陷;同时,从价值链与城市空间两大视角剖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中双重效应的生成机理及其协调演进过程,避免了对产业集聚效应单一视角研究的种种局限,使得研究更具实际意义;在此基础上,以“最大化协同集聚净效应”为根本宗旨,以“城市集聚区”为主要平台来构建多维度的对策体系,这将为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