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的农村土地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发挥着经济、社会组织和制度载体作用。我国农村土地问题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农村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问题,这种土地经营权流转始于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中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其他产业,农村剩余人口多为老弱病残幼等留守人口,造成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极其不合理,村庄空心化、农户兼业化、留守人口结构失衡化日趋明显,农村农业劳动力缺乏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怎样种田、谁来种田”成为理论界和政府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同时,现代农业生产向采用新的科技、生产方式及管理方式转变,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投入加大,现代农业信息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标准化和可监控化的市场需求,使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提升农业经济效益成为现实需求,然而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导致单个农户土地面积小、地块分散,并且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劳动力市场、农业金融市场、科技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农业商品购销市场尚不健全,单个农户势单力薄,经营规模小,难以形成竞争优势,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偏弱。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遭遇了新的时代适应性困境,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土地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矛盾愈发突出。农村土地流转成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三峡库区多为山地丘陵地区,特殊的立地条件使这里的耕地分布呈现出地块多、面积小,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特点。这些都影响了三峡库区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现代化农业的进程。三峡库区土地流转总体呈现出“多、小、散、弱”的局面,土地整体流转水平不高,即库区95%以上为山地、丘陵地形,破碎分布的地块使得区域土地分布呈现出“多”的局面;农村集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实现是形式是把“好、中、差”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使原本破碎的土地被人为划分为单块面积更小的片块,加之地块零散分布,形成了地块面积“小”的局面;耕地的“多”、“小”现状使参与流转的地块基本不具备集中连片的态势,流转土地较为分散,整体的流转处于“散”的状态;目前参与流转的土地多数为土壤贫瘠、耕作半径相对较大的区域,这些土地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缺乏灌溉水源、耕作不方便,最终导致流转的总体质量不高的“弱”局面。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内容、研究体系尚不完善。生计资本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的重要作用已为学术界所认同,然而,土地流转作为农户一项重要的生产决策,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在农户可持续生计视角的三峡库区的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问题研究较少或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基于微观农户生计视角研究了三峡库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获得农户调查数据,同时运用土地资源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农户行为学等学科理论知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分析生计资本与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响应关系,为促进研究区域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活动,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如下:(1)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差异较为显著。农户生计资本总值随着非农兼业化程度的提高由纯农型农户、农业主导型农户、非农主导型农户和非农户呈现递增趋势。在单项生计资本中,一方面山区特有的立地条件,耕地资源较为贫乏,另一方面三峡大坝蓄水,库区大量河谷平坝地区的优质、高产的土地被淹,造成不同类型农户的自然资本存量都是最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投入逐年增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又出台了多项针对性解决三峡库区“三农“问题的惠农政策,切实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农户认为,由国家的好政策,只要自己抓住发展的机会,一定能够过上好的生活,因此,不同类型农户的心理资本存量最高。(2)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均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生计风险的大小程度有所差异,即随着农户非农兼业水平提高,家庭生计风险呈递减规律。随着农户非兼业程度的提高,农户生计策略不断得到优化,纯农型农户由于受人力资本的约束,家庭生计策略较为单一,即完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当受到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收入大幅减少或者绝收时,基本没有其他收入用以弥补损失,因此,此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最为不优化,生计风险最大。非农型农户凭借其较为充分的生计资本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机或者面临不同的外界风险时灵活选择生计策略,因此生计风险相对较低。(3)随着农户非农兼业水平的提高,选择调整现有生计策略的农户比例呈上升趋势,不同类型农户在选择提高生计策略的途径时,均对原有生计策略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纯农型农户由于受年龄等因素的影响,选择调整现有生计策略的农户比例较低外,其余类型农户选择调整生计策略的农户比例较高。非农化程度较低的纯农型农户和农业主导型农户在提高生计策略的途径时,多数农户选择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计策略途径,如种好庄稼、扩大耕种面积及发展现代养殖等,较少农户选择非农兼业的生计策略。非农化程度较高非农主导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多数选择与原来非农兼业程度相关的非农兼业活动,如外出打工、打零工等,而较少农户选择收入水平较高的经商等非农经营活动。(4)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特征和土地流转感知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土地流转多数均发生在本村本社范围内,流转的空间范围较小;多数流转的土地面积是在没有亲缘关系的的农户中开展;多数土地流转行为没有规范的书面协议,而是口头约定;土地流转中第三方参与情况较少,遇到流转纠纷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及村民委员会不能及时有效介入调解。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流转感知既有差异性,又有相似性。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流转的关注度、土地流转变化感知度存在显著差异;土地流转作用认可感知度、土地流转参与感知度不存在明显差异并且感知指数较高,表明农户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实施的目的与作用认可度非常高,如果能够通过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能力能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将会有效促进土地流转。(5)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同一生计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对农业主导型农户的影响为正,但是对其他生计类型农户的影响为负向;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各生计类型农户的影响全部正向;社会资本对农业主导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的影响为正向,对纯农型农户和非农主导型农户的影响为负向;心理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均为正向;环境资本对纯农型农户和非农主导型农户的影响为负向,对其他类农户的影响为正向;自然资本对农业主导型农户的影响为负向,对其他三种类型农户的影响为正向。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降低农户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过度依赖,将有利于其参与土地流转活动。(6)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差异,提出了概念性的土地流转鼓励模式体系。针对农户人资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环境资本以及多种生计资本的缺失引起的生计风险,进而导致农户对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过度依赖,使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存在一定顾虑而影响了土地流转的正常开展。因此,本研究针对农户生计资本缺失类型设计了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存量、优化农户生计策略、降低农户生计风险、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的的土地流转鼓励措施,降低农户对土地的各种社会保障功能的依赖,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最终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