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动态视角具体呈现1949-1966年大陆《大公报》艰难曲折的“新生”之路，即从民营综合报向党办专业报的转型和蜕变，展现历史洪流中有关各方的互动与调适，包括新政权对《大公报》的矛盾与纠结,以及大公报人的困惑与挣扎，探讨《大公报》由“新生”而消亡的历史过程与缘由。　　《大公报》是一张传统深厚的民间大报，传统越深厚，“新生”则越困难。因此，对1949-1966大陆《大公报》的研究，首先要搞清楚《大公报》宣言“新生”之际所背负的历史“遗产”，这是其“新生”之路的起点，也是其最终消亡之因深蕴所在。本论文认为，《大公报》昔日作为“舆论重镇”的光荣，建基于其“文人论政”的新闻观、“自由民主”的政治观以及“报恩主义”的道德观之上；然而，跨过1949分水岭之后，“三观”不合，昔日荣光立成“原罪”，《大公报》据以发言记事的新闻观、政治观、道德观与新体制、新规范冲突抵牾，格格不入。由此，《大公报》的“新生”之路，注定也是一个不断被否定与自我否定、不断被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贬抑之路、消亡之路。　　在“新生”与消亡之间，《大公报》的“新生”之路，犹如光谱连续变化，不落痕迹。为便于研究，本论文首先在纵向时间维度上，把《大公报》“新生”过程大致划分为宣布“新生”后、不断改造中、脱胎换骨时等三个阶段，以约略展示《大公报》由一张资产阶级民间大报向无产阶级专业党报转型变迁的艰难过程。其次，在横截面剖析维度上，先后具体分析了“从民营到党办”和“从综合报到专业报”两个“新生”路向，其间着力凸显新政权一方与《大公报》民营报人一方的互动与调适，以及历史结构“外部过程”与行动者“理性选择”“内部过程”的协商与博弈，亦即把“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力图真实再现和还原历史变迁中的种种复杂面相。　　本论文研究发现，宣布新生后的《大公报》在实现“从民营到党办”变迁中，新政权与《大公报》双方其实经历过两次“理性选择”，选择中《大公报》股权结构悄然发生变化，其性质与身份随之实现根本转换。第一次选择，对《大公报》而言，是在“新生”与“死亡”中选择；对新政权而言，是对待《大公报》的政策在“取缔”或“利用”间选择。第二次选择发生在《大公报》严重亏损、面临垮台危险之时，于《大公报》而言，积极要求公私合营、乃至彻底党报化以求脱困上位；于新政权而言，则作为被动应变之策，不得不采取“旧瓶装新酒”之办法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公报”这块牌子继续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在“从综合报到专业报”的嬗变中，主从态势发生变化，积极与消极态度易位。对《大公报》来说，综合报驾轻就熟而专业报茫然无措，转型专业报实乃“没有办法的办法”，无力、无奈之情显而易见；对新政权而言，为了建立党报一统的国营报业新格局，大力推动“报纸分工”政策，《大公报》转型专业报既是适应报纸分工形势，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政治斗争需要，因而新政权对之采取积极推动姿态。　　至此，《大公报》的“新生”，表现在办报主体上，是民营到党办的变迁；表现在办报模式上，是综合报向专业报的蜕变。这两个面向的转型，都对其新闻与言论的业务操作产生影响。本论文通过对新生《大公报》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新闻与言论不同特点的具体分析，试图展现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新闻本位向宣传本位、大众传播向组织传播逐步演变的过程与倾向。　　本论文以“大公”绝响作结。在简要回顾《大公报》在中国大陆终结过程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大公报》从大陆消亡的缘由，并从“仪式的纪念”和“精神的继承”两个层面阐明《大公报》作为报纸形态虽然消失了，但《大公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及其所承载的“大公精神”，还在一代代新闻人心里生根开花，在新闻社群中传承光大，提出“文人论政”的独立办报模式作为党报主流的补充，对中国新闻体制改革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