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二者结合的产物。与库恩“科学革命”相伴随的,是新旧范式的转换,但范式转换却产生了关于“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争论。导致不可通约性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新旧范式的转换会造成新旧两个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彼此对立,二是同一时期内多个团体之间就同一个问题产生意见分歧,从而发展成为各持己见的共同体。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指出了两种消除“不可通约性”的方式,一种是改宗,另一种是绝传。库恩虽然用格式塔转换式的改宗来消除范式转换时产生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但是他却忽略了科学共同体内部在范式传承中存在的分歧,这样的分歧会在科学革命之后由新范式所建构的常规科学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新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内部滋生的不可通约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学科分化产生的理论分歧、受体制化和专业化影响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科学家在解谜活动中产生的新规则。在《结构》之后,库恩把消除不可通约性的方法转向语言学,希望能通过语言的学习来消除“不可通约性”造成的不良后果。然而,学习虽然可以消除同一时期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所持术语的不可通约性,但却很难消除新旧共同体之间同一个术语在历史观念的转换中产生的隔阂。晚年的库恩在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和学科内部分化所造成的共同体之间的不可通约之后,开始重新审视科学革命的本质。他暂时抛开了个体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把科学的发展历程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他把真理观念与不可通约性相整合,用真理的整体性和历史性来作为普遍原则统摄各学科专业、各科学共同体之间存在的个体性差异。因此,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实际上已经没有原来范式转换时的那么激烈,这样的矛盾已经趋于缓和。换言之,“不可通约性”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并没有被彻底地消除,但是已经被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