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牍文是人们用文字互通信息的一种常用的应用文,很早就成为了我国古代散文中的重要文体。严格意义上来讲,书牍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狭义上的书牍文,是指现代意义上一般用于亲朋间往来的私人信函。本文试图通过对汉魏间留存的书牍文进行细致地阅读和分析,从该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找出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探讨其成因,以期展现汉魏书牍文独特的艺术风貌。第一章先秦书牍文探源书牍文的起源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历代对此看法颇为不同,本文将这些观点概括为两大类:一是具体的指出书牍文体的起源,一是描述性地概言之。然而这些说法中,很难找到能够让人真正信服的观点,这始终还是一个难点。先秦时期的书牍文作为书牍文的源头,从内容上来看还主要是列国士大夫之间的通问与交涉,大多涉及的是政治内容,诫子、归隐和夫妻间的通信是少之又少。因此先秦时期,书牍文还很难说具备了文体的特点。但这其中乐毅《报燕惠王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见解和人生命运的认识,却不能不说这些内容是后世书牍文文体确立并迅速发展的重要萌芽。第二章汉魏书牍文总论汉魏时期是书牍文发展和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这种发展和繁荣不仅表现在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写作书牍文的作家众多,更表现在内容上的极大地拓展。就内容上而言共有九类:1、个人境遇与情感的宣泄类;2、军政书牍类;3、告诫劝勉类(主要为家书);4、思亲与叙旧(包括情书、问候、叙情);5、干谒与推荐类;6、谈道论学类;7、人生旨归的追求类;8、人际交往类(包括:馈赠与道谢,索借与婉拒,绝交);9、品评人物类。就繁盛的缘由而言有三:1、社会的变迁是汉魏书牍文繁荣的外部条件;2、人的心理特征的外部显现是汉魏书牍文繁荣的主导因素;3、书牍文体自身之特性是汉魏书牍文繁荣的重要因素。就总体风貌而言分别包括汉魏书牍文与政治、思想的活跃关系密切,内容的不断拓展,与其它文体相比所受限制较少等七个特点。另外,汉魏书牍文显现出士人对于汉魏政权由聚合到逐步疏离的渐变之心路历程。第三章西汉书牍文西汉时期,书牍文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工具”(褚斌杰语)。西汉初期的书牍文受纵横家文风的影响较深,这与汉初高祖分封“异姓诸王”和“同姓诸王”,致使这一时期出现了短暂的游士奔走游谒的状况,有着紧密的关系。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有着很大不同的是,汉初的书牍文中体现出明显的维护中央集权统一的倾向。汉初藩国文士邹阳、枚乘等与中央文士薄昭的书牍文中都能体现出这一倾向。西汉的鼎盛时期,国家的强盛和思想的活跃带来了书牍文的极大繁荣,表现出如下的特点:1、书牍文的内容空前广泛,大部分书牍文的内容具有历史的开创性;2、多重情任气之作;3、文采斐然,却又出自于自然。在鸿文无范的时代,杨王孙、司马迁、李陵、苏武、董仲舒、东方朔、杨恽等人的书牍文极具特点和开创性。西汉元、成、哀、平时期逐渐走向衰落,而儒学真正处于思想界统治地位。王朝的衰落加之思想的单一化导致了书牍文的萧索,内容上而言大多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然依据文风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该时段奏议文风相近的书牍文;一类是文风切直,毫无顾忌地倾泻心语的书牍文。第四章两汉之际与建武时期书牍文两汉之际与光武帝时期是经由混乱再到中兴的时代。王朝的更替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政局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士人思想的巨大变化,也正是这些变化带来了这一时期书牍文的勃兴。王莽新朝时期书牍文在数量上可以说是惨淡经营,然而刘歆、扬雄、班嗣、桓谭等人的通信却使这一时期显得不再寂寞。建武时期,军政书牍文异军突起。王莽新朝失去民心后,“人心思汉”成为各个军事割据势力必须要考虑的民心向背问题。刘秀以其独特的皇室身份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加之其礼贤下士的实际举动,在众多军阀中脱颖而出。该时期的书牍文,在艺术成就上来说包括:一、构思精心;二、感情细腻;三、不尚用事,往往利用现实中的人、事来直接说理;四、用语骈俪。第五章东汉中后期书牍文和、殇六帝朝不是书牍文极大发展的时期,可谓是“寂寞无清音”。桓灵时期的党锢之祸最终导致了士人与东汉政权的“自觉疏离”,反映在书牍文中则是:一是军政书牍文中批判性的空前加强,温和典雅之风完全为慷慨激昂的批判所取代;二是叛逆精神的空前滋长,使得归隐之风盛行,对世俗情感和日常生活的情趣体验也有了更广泛地拓展,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六章曹魏时期书牍文习惯上将曹魏时期的文学分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建安为乱世,是书牍文在汉魏时期最为繁盛的时期,军政类书牍文、论学类书牍文和阐述日常生活情趣的书牍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是论学和日常生活情趣类的书牍文是这一时期书牍文在内容上的拓展。三曹在书牍文中逞才任性写华章;建安诸子书牍文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都为建安文学增添了浓重的色彩。正始文学的主要特征则是其哲理化的倾向,玄学渗透到士人的精神生活中,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阮籍书牍文“以大言为遁词”,善用譬喻创造明丽的境界,其书托体高健;嵇康书牍文“志高而文伟”,长于讽刺。纵跨曹魏中后期的应璩之书牍文则有着“多所称引,义托比兴,辞必偶丽,有余于翰藻,不足于风致”的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