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这不仅给国有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使其面临了更多的挑战。国有企业涉及到国家资本,其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有资本的增值保值。国有企业因与政府具有天然的关联,既能够从政府获得资源优势和各种优先权,又会因政府的不恰当干预而进行非效率性投资,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达成。在这种双重关系下,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会变得更加复杂。本文主要围绕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进行分析。很多研究表明,政府干预会造成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政府既是“支持之手”,也是“掠夺之手”。从理论的角度看,政府本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的正常而进行干预的。而在实务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因多种因素变得复杂。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政府究竟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究竟是“支持”还是“掠夺”作用。政府干预又是如何与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联系起来的?本文旨在阐述政府干预的动机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在企业内部又是如何影响投资行为的。针对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建立起一个框架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政府的社会性目标、政府补贴与企业内部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1)政府干预的动机是否能够加剧或者缓解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2)地区差异是否会影响政府对国企的干预行为；(3)政策性负担与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4)结合企业的投资机会,考察政府补贴起到的是“支持”还是“掠夺”性作用。通过选取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以2007-2011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得到了本文的实证结果：(1)政府干预的动机越大,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越大。相比中央政府来说,地方政府干预促使企业进行过度投资的动机更大。从而证明了政府“掠夺”的一面,为了实现社会性目标而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进行了非效率性的干预。针对投资不足,地方政府干预会加剧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2)地区间由于发展的不均衡,其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致。在市场化程度越弱的地区,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越复杂,政府有更大的动机和机会对国企进行干预,从而造成更严重的非效率投资。(3)本文选取冗员率和税收贡献率来衡量企业的政策负担。其中,地方国企的税收贡献率与过度投资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冗员率与过度投资虽具有正相关性,但不显著。(4)当企业投资机会好的时候,政府补贴的发放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弥补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而企业投资机会差时,拥有政府补贴的企业过度投资程度更严重。这充分证明了政府“两只手”的存在。此外,本文也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针对政府干预的负面影响提出一些治理意见。从外部制度来说,要结合国有企业的特征选择改革的方式。加快市场化进程的步伐,扩大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力度。从公司内部来讲,要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降低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