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且平稳的宏观杠杆率可以有效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刺激经济发展活力,而增长过快且高位水平的宏观杠杆率会降低经济运转的质量和效率,造成局部债务风险积聚,甚至引发债务危机,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采用投资和债务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充分利用金融资源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我国债务负担也在不断加重,致使宏观杠杆率迅速攀升,债务风险持续积累。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由过去单一的总量扩张模式逐渐转向更加注重效率和质量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明以往通过高杠杆撬动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去杠杆”确立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顶层设计层面首次提出“结构性去杠杆”,并再次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降杠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将“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作为杠杆率调控工作的基本定调。锚定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2021年“十四五”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并进一步强调应“保持宏观杠杆率以稳为主、稳中有降”,当前阶段需要通过“稳杠杆”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多年的政策调控,我国宏观杠杆率过快上涨势头得以遏制,但仍居高不下,债务风险亟待防范与化解。从结构上看,各主要经济部门杠杆率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增速不协调的结构性差异。有鉴于此,本文从总体和结构层面系统研究了我国宏观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影响效应,并深入探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我国宏观杠杆率的调控模式选择问题。本文研究主要由以下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在辨析和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回顾了“债务—通缩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信贷周期理论”、“金融加速器理论”以及“信贷约束机制理论”等经典理论发展脉络,并系统梳理了宏观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宏观杠杆率调控的有效性等相关领域的经典文献和最新研究进展,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沿性问题选择。第二部分开始为本篇论文的实证章节。这一部分主要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进行了双重测度。首先,我们基于经济增长数量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界定和划分。随后,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MF-DFM模型”合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进一步分层测度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得出如下结论:就经济增长数量而言,样本期内我国经济周期整体区位下移,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波动幅度渐进趋向微波化,且呈现波动收敛性的周期结构特征。就经济增长质量而言,整体来看,1995—202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基本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经济区域的局部特点来看,高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省市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整体较低,中部地区则居于二者中间,后续经济增长潜力充足。这些研究结论和经验证据为后继研究宏观杠杆率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依据。第三部分,从经济总量视角出发,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抵押约束机制的DSGE模型以考察宏观杠杆率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在抵押约束机制下,外部冲击通过信贷市场传导后将放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信贷扩张冲击直接放松了厂商信贷约束条件,进而驱动厂商增加实体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然而,在信贷冲击下,金融资产价格与物价水平发生背离,货币政策难以统一有效发挥对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作用,此时容易积聚系统性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TVP-VAR模型”对比检验了不同时间间隔以及不同时点下该影响机制的异质性特征。由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可知,宏观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正向冲击不具备持续性,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冲击存在多个阶段的波动和反复,并在长期内会逐渐强化。由时点脉冲响应函数可知,相较于“被动去杠杆”时期和“温和稳杠杆”时期,在“快速加杠杆”时期,宏观杠杆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最为显著。基于经济部门和结构视角,第四部分到第六部分着眼于考察各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其中,第四部分通过构建“T-SVAR模型”,从总体层面验证了企业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影响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实证结果发现,企业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但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波动,整体上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加强,区别在于“低杠杆区制”下此冲击效果更为稳定持久。接下来,本文又采用面板门限模型从结构层面验证该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不同类型企业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整体上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表明随着杠杆率水平的适当上升,加杠杆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当杠杆率过高时,继续加杠杆反而拖累地区经济增长。根据本文的估计结果,当前阶段国有企业杠杆率已处于较高水平,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过度加杠杆行为会导致其经济增长效应由正向转为负向,此时杠杆率较高的国有企业应该对杠杆率波动予以高度警惕。第五部分,本文构建了“LT-TVP-VAR模型”对比分析各级政府部门杠杆率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内部结构性优化调整的可行性。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从总体层面来看,政府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影响机制均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冲击对前者在短期内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远期中会出现震荡衰退趋势。而后者对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冲击反应函数在不同时期会出现若干个局部峰值,且阶段性高点均出现在宏观经济环境恶化之后,说明政府债务扩张能够在政策消化期内达到有效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从结构层面来看,两种杠杆率冲击在短期内均会对经济增长数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长期中该冲击效果会出现震荡减弱。同时,两种杠杆率对经济增长质量整体上产生积极影响,且在长期中得以强化。区别在于,中央政府杠杆率在短期内驱动经济增长的冲击力度与调整时长均更为强劲有效。当前阶段,可以通过中央政府适度“加杠杆”与地方政府持续“去杠杆”来促进政府部门总体杠杆率的稳定发展,在防范债务风险的同时托底经济高质量增长。第六部分,本文首先基于“TAR模型”检验了总量视角下居民部门杠杆率与消费支出、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联机制。结果显示,在两种区制下,居民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均产生积极作用,但此正向影响的强度在“高区制”中出现边际递减。而居民部门杠杆率对消费支出影响的估计系数均转正为负。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一阶差分模型从城乡分类角度探究该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家庭杠杆率的上升会促进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但在推升家庭总支出的同时会显著抑制消费性支出的增加。区别在于城镇家庭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弱,而对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最后,基于消费结构升级视角进一步实证考察后发现,两种杠杆率的提升均会显著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并不利于居民的消费升级。此外,农村家庭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更强,可以通过农村家庭适度“加杠杆”与城镇家庭维持“稳杠杆”来将居民杠杆率控制在合理区间。第七部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在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防范债务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SVAR模型”与“MIDAS-SVAR模型”分析与比较了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在平衡“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时的有效性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就货币政策而言,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和宏观杠杆率的短期刺激效果最强且持续时间最长,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控效果整体较为稳定但冲击强度较低,名义利率的调控效果在前期存在明显波动,但其在长期中的稳定性效果较好,且调控力度居于三者中间。这说明即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数量型”货币政策仍旧具备有效性。就财政政策而言,增加财政支出在提振宏观经济的同时也会导致宏观杠杆率短期内提升,而税收收入的增加虽然可以控制杠杆率增速,但是会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向削弱作用。由此可知,为了在稳杠杆进程中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需要结合运用多种经济政策来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协同性与前瞻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注重要素组合有效配置以达到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企业整体资产产出效率。（3）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平稳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4）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加快释放消费潜能。（5）加强政策工具间的统筹协调,提升宏观调控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