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特色在于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就文化史而言,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作为中西方轴心时代后的第一个大转折,发生了思想文化的巨变。在这四、五百年中,旧思想转型、新思想兴起,经过交流、冲突与融合后逐步稳定形成新的格局,对之后的历史具有深远影响。这段思想文化发展史必然会影响到语言,尤其是引起与思想文化相关的语言活动的变化。这种文化语言活动的内容、形态以及相关的语言观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也是我们区别于一般语言研究的特点。文化语言活动的关键在于“经”。“经”作为思想文化典籍,既具文化性、又有语言性,是文化-语言的中介面。从文化角度看,“思想文化”在中国指儒家、玄学(道家)和佛教三个主角；在西方指基督教这个唯一的主角,以及希伯来、希腊和罗马文化等配角。从语言角度看,一种思想文化体系的语言可大致分成作为主体的经以及经的各种语言变体。围绕着经的本体与变体,可以开展各种文化语言活动,而对这一活动的研究则可以思想文化特征为线索。思想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任务,使人们以不同方式利用和塑造语言,从而对从属于这种思想文化的语言乃至整个语言造成各种影响。因而根据思想文化从继承、发展、传播、冲突到融合的五个阶段,相应选取注经、解经、译经、论经和立经等五种语言活动进行分章研究。方法上对中西方进行整体对应的比较,从背景层、实践层和理论层三个方面探索相似的思想文化动因对语言活动及其语言观的共同影响,努力描述文化影响语言的规律。文章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交代研究背景、描述本研究的方法特点、说明研究的思路与具体内容以及文献综述。最后对本研究的关键词进行界定和说明,对研究方法进行补充说明。第二章研究注经。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新的思想文化如何促进注疏活动的发展和推动语言实践及理论的进步。首先指出佛经注疏随佛教传入中国,丰富了注疏形态,输入了科判等实践技巧；基督教的字面解经派则维护了文本的地位,有利于提升教会的语言文化能力并促进其学术积累与发展。第二节进而研究儒家经学如何在佛学刺激下取长补短,发展出义疏这种综合注经模式。同期的西方,释经学完成了面向基督教文本的转型,初步形成基督教释经学并奠定其学统。第三节研究出于通经致用目的的语文研究活动,即中国的小学与西方的文法研究。两者在实践操作与理论研究上的发展也得益于思想文化的推动作用。第三章以解经为主题,研究文化发展对语言解释和语言发展的影响。解经更重视语言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它与语言的关系可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语言与思想的探索,表现为解经活动；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体现为解经观；解读经文留下的丰富语料,反映出解经的语言特征。针对这三方面,首先勾勒当时中西方解经活动的共同特征,然而以“得意忘言”与“寓意解经”为代表分析两者的共性。再以王弼和奥利金的解经文本为例,化用阐释学理论分析解经的语言特征。第四章以译经为研究对象。译经是宗教传播的重要因素,与解经、注经互补互促。首先指出道安与奥利金的译本研究是翻译研究的萌芽,其译本整理与比较工作是之后翻译实践突破与翻译观发展的前提。然而比较作为理论家的道安与奥古斯丁的翻译观,指出两人的“案本”思想和意译倾向,并分析各自原因。进而从多方而比较鸠摩罗什和哲罗姆两位实践家的观念和实践,表明他们有明确的译文中心观,其本质是顺应宗教传播与文化融合的需求,使客体文化融入主体文化。第五章以论经为研究对象。指出论体文是文化对话与对立的语言表征。首先论述这一时期中西方论体文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共性。然后以佛教与基督教为主角,按护教与论理两个主题分节讨论。护教文以慧远和德尔图良为例说明佛教护法与基督教护教对语言的共同影响。然后研究受佛教影响的汉语论理文与受基督教影响的拉丁语论理文的语言共性。本章既研究文化如何通过语言探索进行融合,又研究语言如何借助思想文化而发展自身。第六章主要研究文化状态的稳定与语言新格局的成型。文学作为语言的精华和主要层面,以及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格局与形态能体现思想文化发展的状态。文化发展中的矛盾可以体现在语言上,其中佛教翻译与圣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就是典型代表。人们通过论争提升了语言认知水平,就文化语言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为确立新文化的语言奠定了基础。最后分析刘勰与奥古斯丁的语言观,通过语言本体观、语言道德观、语言修辞观以及语言变体观四个方面比较分析其共性,说明两者的“宗经”本质。第七章进行总结、回顾和前瞻,阐发本文的实践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