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具有抽象性、模糊性的特点,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法律具体运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进行法律解释。运用何种法律解释方法解释法律,在法学界一直都存在各种争论,而在各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问题上的争论显得尤为激烈。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运用得到的结论也大不相同,一种过于僵化的结论会损害法治,一种灵活且恰当的结论会促进问题完美解决,从而保障法治的稳定运行,所以对于法律解释方法位阶的研究就具有必要性。有关法律解释方法位阶的问题,可以将争论者分为两大阵营,分别为认为法律解释方法存在位阶的肯定论阵营,以及认为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不存在位阶的否定论阵营。在法律解释方法位阶肯定论阵营之下,又可以程度细分为文义解释优先论、目的解释优先论等其他多种肯定论;法律解释方法位阶否定论的阵营之下,依照解决的路径不同可以将分为论题学路径以及后果主义路径。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关于法律解释位阶的观点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法律并未事无巨细,立法者不可能预判到未来所有需要规定的情形,故导致法律存在空缺无法开始文义解释;或者在提出肯定位阶的基础上,又针对特殊情况创造出例外;抑或是难以形成合理结论以及仅仅将法律解释方法视为解释结论合理化的工具等等。实际上,这些结论与理由都是因为对具体的目的以及方法的作用认识不准确而造成的。因此,欲形成合理且合法的解释结论,就必须采取采取一种全新的非位阶路径——证立式否定论。证立式否定论通过对规则的后果考量获得可接受性更强的结论,并且受制于一致性与融贯性的约束,使得结论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依法裁判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