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京派文人群体。1949年京派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从1946年抗战胜利到50年代中期这十年间，京派主要代表人物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的文学活动和个人遭际，尽可能客观历史地展现京派自由主义文学在大转折时代的起伏变化，清理出其中复杂的历史脉络和思想线索。　　第一章主要描述了四十年代后期京派的面貌。抗战胜利后，民族复兴、国家重建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期望。沈从文、朱光潜等京派作家北归又重新聚集在了京津文坛，萧乾也从欧洲回到祖国。他们利用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等现代传播媒体表达出自己的文学及政治理想。他们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反对内战，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主张文学与政治分开，在自由宽大的环境中建设新文学，用“审美”“美化”的艺术手段对读者的心灵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现代中国的文明。虽然没有达到京派前期那种鼎盛状态，但其文学活动仍十分引人注意，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坛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第二章呈现了京派文学与左翼文学激烈交锋的历史场景。京派作家群与左翼文学界是两个旨趣完全不同的文化圈子，二者的矛盾冲突在四十年代后期更加明显。内战爆发，两种政治力量、两种前途的生死较量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京派作家从根本上是厌恶政党政治的，他们坚持反战观点，将重造民族生机的责任寄托在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于是自然被视为是反对“人民革命战争”的“第三势力”的政治思想上的代表，遭到了来自左翼猛烈的批判。左翼文学势力不断扩大，京派作家自由主义立场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强烈。尤其以《大众文艺丛刊》的出版为标志，左翼文学阵营开始对京派作家的自由主义文学立场进行彻底地批判和清算。京派作家完全被置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对立面上，被痛斥为是反动文艺的代表，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在政治上遭到重大打击。　　第三章意在展现京派这批知识分子在时代十字路口的艰难选择。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这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已经给京派作家摆出了新的课题。沈从文认识到自己不可能顺时应变，他无法改变内心深处的生命信仰，感到个体在群体和社会中陷入完全的孤独与孤立，并一度绝望而自杀，成了唯一游离分子。朱光潜曾想力挽狂澜，呼吁扶植出一个包括社会贤达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第三党，但此时他已对国民党政权不抱任何希望，只有保持乐观，等待难以预测的命运。萧乾的自由主义中间路线宣布破产，他试图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愿意转变思想的诚恳态度，从行动上开始主动向左翼靠拢。三位京派文学曾经的宿将，都留在了北平。　　第四章叙述了建国后京派代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对于新政权来说，京派文人是一群身份不明或者说历史不清的人，他们是文化精英，但却是与人民相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在一起。他们必须经过思想改造的洗礼，完成自我革命。沈从文退出了热闹纷繁的文坛，开始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悄然遁入文物研究;后来他也曾尝试再度写作，但事实证明他的文学观念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创作要求。朱光潜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每次运动到来时他都必须赶任务、参加各种斗争和批判，并进行自我检讨和忏悔，转变自己的思想。萧乾凭借其外文专长和起义人员的身份，在建国之初一度受到礼遇，从事翻译编辑工作;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宣传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最终没有逃脱悲剧命运被打为右派。京派作家群彻底解体。　　京派一直坚持自由主义文学立场，他们反对把文学作为宣传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提倡“纯正的文学趣味”;认为文学是高于政治之上的、关乎于表现人性的爱与美的艺术。他们希望以文学艺术代替政治，来美化人们的心灵、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作用。京派文人从感情上、理论上、实践上都不认同革命;然而当革命不可逆转的到来的时候，他们只能发出无力的呐喊，并被动地一步步接受这一现实。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没有按照京派自由主义文人所设想的道路走下去，而是选择了革命，选择了红色政权;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和文学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努力保持独立的精神信仰，从骨子里抗拒或者说不接受红色意识形态，但是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又使其希望融入新的社会，“思”与“信”的矛盾在这个大转折的时代突显出来。京派作家主张的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文学理想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必然导致他们受批判、以至于解体的悲剧命运。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学术界对京派文人又开始关注起来，评价也在提高。人们又开始推崇京派所追求纯文学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意识，当年导致京派文学“速朽”的因素，现在则成为京派“不朽”的价值所在。　　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京派文人的遭际和命运，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十分生动的标本，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这也就是京派研究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