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 (1997)在研究东亚奇迹时提出的,人口红利可以解释为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其产生的基础,这样的人口结构需要具备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小,成年劳动力比重高,社会的人口负担小等条件,但不意味着出现了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便会出现。以往的文章都比较侧重于利用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来衡量,得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消失或者还将持续的结论,但却忽视了仅仅用劳动力人口数量衡量人口红利的正确性和人口红利产生的条件,同时多数论文在论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没有考虑人口红利的起止期,仅仅以会计年度为依据选取时间序列数据来分析人口红利,各国的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应该放在国家处于人口红利的同等环境下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本文采用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与NTA (the 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消费水平和劳动力收入的数据,本文利用消费-收入生命周期模型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起止期进行了较为精确的测算,为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提供时间依据,结果显示,以实际有效劳动力收入水平与有效消费水平的相对值来衡量的中国人口红利开始于1973年,并于2015年消散。文章同时利用消费-收入生命周期模型来测算并比较了美国、日本、韩国、法国、澳大利亚等这些代表性国家收获人口红利期间的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消散后的经济增长,结果显示,已经失去人口红利的国家无一例外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时代,而且该类国家在生育政策方面的一些措施也大体相似,鼓励生育为国家人口政策的主旋律；而中国已经失去了人口红利的经济助推力,尽管在政策上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但仍然是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人口政策的制定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生育政策与美国、日本、韩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有所不同,但大致相似的是在收获人口红利时都得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后同样会面临有效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的严峻挑战。届时人口生育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散后劳动力短缺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等一系列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生育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我们现如今所关心的重点,所以我们需要对国际多国进行研究中从而得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人口政策有益的启示和政策支持。本文会从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出发,进行各国人口红利起止期的测算和人口结构变化及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两大方面来进行研究,首先我们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背景及其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接下来对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测算方法,进而提出本文的人口红利起止期测算方法,其次本文介绍消费-收入生命周期模式来进行人口红利起止期的测算,利用该模式来考察有效劳动力收入与有效消费水平下的人口起止期,测算中国、美国、韩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这六个国家的“人口红利”期,接着在测算了多个发达国家的“人口红利”期的前提下,利用增长回归模型来分析人口结构及生育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回归结果表示鼓励性的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这个结论为我国接下来的人口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最后本文在计量模型的数据结论基础上结合多国的发展历程来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形势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