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在怎样的制度安排下技术创新会成为相对有效率的活动，并对中国围绕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进行评论。论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理论用于处理中国的问题。 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告诉我们，市场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也注意到，所有技术创新较为成功的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很自然地，本文首先在市场和技术创新之间建立起联系，指出市场可以保证备选技术迅速扩散到适当的范围，劣质技术则被逐出市场，技术创新也沿着节约稀缺资源的方向前进（第2章）。然而，市场固然可以使适当的技术迅速扩散到适当的范围，但低廉的模仿成本却使技术创新面临供应不足的问题（第3章）。经济学中有三种相应的解决方案（补贴、政府直接投资、建立排他性产权），其对应的活动可以分成两类：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本文将科学界定为以求知为目标的活动，技术界定为旨在获取技术垄断租金的活动。其中，科学界的优先权竞争有效地组织起一场发现新知识的竞赛，而知识产权的灵活运用则使技术创新活跃地进行，科学界的运转效率对技术创新活动有多方面的外部性（第3、4章）。 根据前一部分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本文第二部分转入对一个历史问题——即李约瑟之谜——的讨论（第5章）。这样做既可以弥补理论分析的不足，又可以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中国。在这一部分，本文指出，由于贵族之间的竞争食客（委托人竞争代理人）活动，促成了建立在信息披露和优先权竞争基础上的科学自治制度的形成；市场的扩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也使西方的技术活动经历了一个格式塔转换。但在中国，思想管制政策改变了人力投资的方向，科学无法顺利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则使市场活动受到抑制，技术发明未在本土产生重大影响。 在最后一部分，本文集中讨论现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体制。指出新中国不仅未能充分发掘后发技术优势，而且计划体制本质上是与技术创新活动不相容的，这决定了中国在技术创新问题上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第6章）。沿袭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体制同样不能有效运作，加上计划者对知识分子（资本的载体）的偏见，中国的研究开发活动缺乏效率（第7章）。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会的扩展使得人力资本的价格上升，知识分子留在现有研究开发体制的机会成本提高，进入市场的动力大为增加。这一方面造成高新技术企业的大量涌现，一方面造成研究开发部门经受严重的冲击。本文将上述变化称为中国科学和技术体制的诱致性变化（第8章）。从1985年开始，政府还倡导了科学和技术体制改革，其基本思路是将人批科研院所推向市场，但本文指出，技术知识的高昂交易成本决定了这一改革难以达到原来所期许的目标，甚至会削弱现有研究和开发的力量，最终损害到技术创新投资的投资回报率（第9章）。最后，本文以“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结束全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